标准

共和国历八年的深秋，星罗城的气候并未随着自然季节的更替而转向清凉，反而在肃杀中更添了几分严酷。尽管霍雨辰曾试图为反右斗争划定“恰当限度”，强调“治病救人”，但已然被动员起来的庞大bureaucracy机器及其内在的斗争惯性，却远非一纸指示所能轻易扭转。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ABC社第八次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一种高度紧绷的氛围中召开。会上，副总理白劳德代表中央作了《关于整顿风气运动的报告》。这份报告，与其说是对整顿风气运动的总结，不如说是一场对斗争扩大化的正式背书。报告以强硬的姿态定调，强调关于反右斗争，“要继续深入，不能草率收兵”。它系统总结了自五月份以来反右斗争的“成果”，并对今后的斗争进行了详细部署。更关键的是，报告明确批评了运动中的“温情主义”，这顶帽子无形中打压了那些试图执行霍雨辰“实事求是”和“控制范围”指示的cadre，为更激烈、更广泛的斗争打开了闸门。

冰冷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到这次会议召开时，全国范围内被划定的“Rightist分子”已高达六万余人。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被卷入漩涡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剧变，也清晰地反映出运动在基层已经呈现出严重的扩大化趋势。随意扣帽、捕风捉影、甚至因个人恩怨而诬陷构罪的现象，在“反对温情主义”的号召下愈演愈烈。

面对这种显然已偏离轨道的局面，即便是运动的发起者和最高领导者，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约束。十月十五日，就在八大三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发出了一份名为《划分Rightist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这份通知，可以看作是霍雨辰及其理性派力量对失控倾向的一次紧急纠偏努力。

通知试图为这场已经狂奔的政治野马套上缰绳，它详细规定了划分或不划右派的某些具体参考标准。其中特别指出，“有过类似Rightist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Rightist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ABC社反Socialism的人，不应划为Rightist分子。” 这条规定，意在保护那些仅有错误思想但未付诸行动、或能及时认错悔改的人，避免因一言不慎而万劫不复，试图将打击面尽可能地收窄到那些被认定为“顽固不化”的核心人物。

然而，这份姗姗来迟的《标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巨大的执行困境。

一方面，运动的狂潮已然形成，许多单位和地方已经完成了“划定”工作，翻案势必触及众多执行者的“权威”和“成绩”，阻力巨大。另一方面，《标准》本身仍留有诸多模糊地带，“类似Rightist的思想”、“偶然讲过”等措辞，在具体解读时拥有极大的弹性，为有心者继续扩大化留下了空间。更重要的是，此时“反对温情主义”的基调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干部宁愿“宁左勿右”，以免被指责为立场不坚定。

于是，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图景出现了：一边是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严格控制标准，防止扩大化；另一边却是各地划定的“Rightist”数量仍在《标准》下发后持续攀升。bureaucracy集团利用运动巩固自身权力、排除异己的动机，与最高层试图控制运动破坏力的努力，在这份《标准》的通知下达后，形成了更加复杂和紧张的博弈。

霍雨辰审阅着各地报来的、关于学习《划分Rightist分子的标准》通知的情况报告，以及那仍在缓慢增长的数字，眉头深锁。他或许未曾料到，自己为清除bureaucracy主义、活跃思想而点燃的火焰，会如此迅速地蔓延，并最终被bureaucracy体系本身所利用和扭曲，演变成一场吞噬无数理想与生命的巨大风暴。他试图用一份《标准》来挽回，却发现这纸命令在庞大的体制惯性和利益考量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共和国历八年的这个秋天，理想的蓝图与残酷的现实之间，裂开了一道再也难以弥合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