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共和国历八年的秋冬，星罗城的天空仿佛被一层铅灰色的厚重阴云所笼罩，那场起初旨在“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已然异化为一台巨大的、失控的政治绞肉机。霍雨辰试图用以约束运动的《划分Rightist分子的标准》，在强大的体制惯性、官僚集团的自我扩张欲望以及基层普遍存在的“宁左勿右”心态面前，显得脆弱不堪，甚至被扭曲成了完成斗争任务的“参考手册”。

一种最荒谬也最致命的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Rightist的具体数字指标。” 当斗争被量化为冰冷的百分比时，人性的良善、事实的真相与程序的公正，便统统让位于对指标的追逐。这股歪风并非空穴来风，它往往源自更高的暗示或压力。下面的为了表明自己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在执行时更是变本加厉，“上面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 一场围绕着数字的恶性竞赛，在共和国的肌体上疯狂上演。

边陲省份休纳的经历，成为了这场荒诞剧的一个缩影。上面下达的反右指标，开始是百分之三，旋即提高到百分之四到五。然而，当其他地方传出指标已达百分之十五甚至二十的“捷报”时，休纳工作组的组长褚时健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和良心的煎熬。他严格对照《标准》，连百分之五的指标都无法完成。“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他后来回忆道，“他没有事硬要说他是Rightist，说他反对ABC社，老是觉得整不下去。” 这种基于常识和良知的迟疑，在狂热的环境下却被视为异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Rightist。” 逻辑的链条在此刻彻底扭曲——对扩大化的抵制，本身就成了反revolution的罪证。“整别人整不下去，最后我自己被搞成Rightist了。”

中央层面，尽管有霍雨辰等人希望将比例控制在“5%左右”，但这微弱的约束力在各地高涨的斗争热情面前形同虚设。“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百分之五’约束自己。” 抓得越多，似乎越能证明其坚定与忠诚。

这种风气在重灾区——高等院校中尤为惨烈。申海市委书记思敬在共和国历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中，以一种近乎展示成绩的口吻提到：“福坦大学600多个教师中……Rightist只占8.5%。” “只占”二字，冷酷地揭示了当时衡量工作成效的扭曲标准。而在沿江省的各高等院校，至共和国历八年七月初，讲师以上的老师中已有百分之七至十五被打成了Rightist。知识精英阶层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这场失去控制的数字竞赛中，理性、良知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溃败。共和国历九年夏季，当这场Cataclysm终于暂告一个段落时，一份沉重的统计数据被呈报上来：全国被划定的“Rightist分子”，共计五十五万人。

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远远超出了任何最初的预估和后来试图设定的界限。它不仅是五十五万个人的悲剧，更是共和国年轻肌体上的一道深可见骨的创伤。霍雨辰在看到这个最终数字时，是感到胜利的欣慰，还是意识到局面彻底失控的震惊与无奈，亦或是两者交织的复杂心境，已无从确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