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

共和国历八年十月的星罗城，秋意已深，湖畔的银杏叶灿金如铸，但空气里却翻涌着与静谧秋色截然不同的灼热气息。霍雨辰发表了题为《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与其说是在总结，不如说是在为一场已然脱胎于传统整顿风气模式、正以惊人能量席卷全国的运动进行理论定调和方向指引。

面对台下那些经历了数月“鸣放”与“反右”惊涛骇浪、内心充满各种复杂情绪的高级干部，霍雨辰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甚至是一种发现了新大陆般的兴奋。他开门见山地肯定了群众在运动中创造的新形式：

“现在整顿风气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他将这“四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这与ABC社历史上采取过的任何整顿风气形式“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其空前的群众性、公开性和冲击力。

他敏锐地洞察到干部阶层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并直接点了出来：“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 他具体描述了这些恐惧的来源——“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社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 这番体察入微的话，说到了许多在场干部的心坎里，他们几个月来正是被这种“下不了台”的噩梦所困扰。

然而，霍雨辰的目的并非安抚，而是破除这种恐惧。他以星罗城自身为例，试图证明恐惧是多余的：“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星罗城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 他意在表明，最初的混乱和阻力已经被克服，局面始终处于可控范围。

接着，他运用了鲜明的排比句式，以加强语气，论证“大鸣大放”的必要性和安全性：“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 他自问自答，斩钉截铁地给出了结论：“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 最终，他掷地有声地做出了那个在当时看来极具鼓舞性、却在后世引发无尽争议的判断：“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

这番讲话，如同给已经高速运转的运动机器注入了更强大的动力。“四大”被正式确认为最革命、最正确的形式，任何对“乱”和“下不了台”的担忧，在理论上都被视为落后和缺乏对群众信任的表现。

讲话精神传达下去后，产生了立竿见影而又影响深远的效果。

对于那些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和基层群众而言，这无疑是最大的鼓舞和授权。他们更加大胆地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揭发批判他们认为的一切“bureaucracy主义”、“保守思想”和“Rightist言论”，群众运动的洪流显得更加汹涌澎湃。

然而，对于各级Leaders，尤其是那些已经切身感受到群众运动冲击的负责人来说，霍雨辰的“不会乱”、“不会下不得台”的保证，并未能完全消除他们内心的恐惧。相反，这种高层对群众运动形式的绝对肯定，使得他们在面对来自下层的批判和冲击时，更加丧失了有效的管理权威和自卫能力。他们只能要么被动接受，要么更加激进地表现自己以证明立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激化。

而在霍雨辰本人看来，这篇讲话是他“群众路线”思想的极致发挥，他坚信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democracy形式，能够最有效地冲刷bureaucracy主义的污泥浊水，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从而巩固事业。他站在庭院中，望着秋高气爽的天空，或许真心相信，这片被他亲手搅动起来的天地，终将在一场彻底的“大democracy”洗礼后，迎来更加纯洁和稳固的新秩序。然而，历史的洪流，往往在人们自以为掌控一切的时候，展现出它自身残酷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