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过储藏室，在积灰的木箱上投下菱形的光斑。李修远蹲在地上，用布巾擦拭着箱角的铜锁——这是陈郎中最沉的一口木箱，据说装着他年轻时的行医器具，锁眼里的锈迹厚得几乎转不动钥匙。
“我来吧。”林墨从灶房端来碗菜籽油，往锁眼里滴了几滴，又用细铁丝反复捅了捅。铜锁“咔哒”一声弹开时，两人都松了口气，仿佛打开的不是木箱，而是段蒙尘的时光。
箱盖掀开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桐油、皮革和旧纸的气息漫出来，呛得人鼻尖发酸。最上层铺着件藏青色的旧长衫，袖口磨得发亮，肘部打着块深色的补丁，针脚细密得像鱼鳞——是陈郎中走方时穿的，林墨小时候见过，总说上面的药味比药铺还浓。
“你看这个。”李修远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个皮制的小卷，展开来是副铜制的针具，长短不一的银针插在绒布垫上，针尾还刻着小小的星斗图案。“是梅花针，”他捏起最短的一根，针尖依旧锋利，“陈伯伯说过，这针能治顽固性头痛，得按星位扎穴。”
林墨翻出个配套的小木盒，里面装着磨针用的细砂纸，砂纸上还留着淡淡的银痕。“他磨针总在夜里，”林墨的指尖抚过砂纸，“说月光能让针尖更亮，扎进去不疼。有次我半夜起夜，看见他坐在油灯下，一根一根磨，影子投在墙上，像尊石像。”
箱子中层是摞泛黄的医书，《本草纲目》的封皮已经脱落，里面夹着不少干枯的标本：紫苏叶压得像薄纸，苍耳子还带着细刺，最里面竟藏着片完整的银杏叶，叶脉间用朱砂画着小小的符号。“这是他画的经络图，”李修远认出那些符号，“对应着银杏叶的纹路，说人体经络就像叶脉，通则不痛。”
翻到最底层，两人同时停住了手——那里躺着个铁皮饼干盒，印着褪色的红双喜，盒盖缝隙里露出半截红线。林墨掀开盒盖，里面的东西让两人都愣住了：没有金银，没有票据，只有一捧晒干的野菊花，用红线捆着，旁边放着颗磨得光滑的鹅卵石，石面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明”字。
“是他师兄的名字。”李修远拿起鹅卵石，石面被摩挲得温润如玉，“陈伯伯说过，他师兄最爱捡山里的石头，说‘石头记事儿，比人靠谱’。”他把石头凑近耳边，仿佛能听见多年前的山风，裹挟着两个年轻人的笑声。
野菊花捆得很紧，红线在中间打了个蝴蝶结，花瓣虽干，却还保持着绽放的姿态。林墨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七朵。“七是他师兄的生辰，”李修远忽然想起什么，“陈伯伯提过，他师兄七月初七生，总说自己是牛郎变的，得在药里加把甜。”
饼干盒底层压着张折叠的信纸，纸边已经脆得像枯叶。李修远小心翼翼地展开，上面的字迹比医书上的潦草，带着点酒后的张扬：“明远兄，见字如面。后山的野菊开了，比去年旺，我采了七朵，替你存着。你说城里的医院用听诊器听肺，我总觉得不如咱们用手指按脉准……”
信没写完，末尾洇着块深色的痕迹，像滴风干的泪。林墨把信纸凑到阳光下，隐约看见背面还有字，写着“听说你病了，我……”后面的字被虫蛀了，只剩几个模糊的笔画。
“他师兄后来是病逝了吧？”林墨的声音有点哑，“陈伯伯从不提，只在清明那天独自往后山走，天黑才回来，衣襟上总沾着野菊。”
李修远把野菊花放回饼干盒，红线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像条没断的牵挂。他忽然想起储藏室窗台上的那盆“报春菊”，此刻正开得热闹，金黄的花瓣在风里轻轻晃，像谁撒了把碎星子。
“把这花种到后山去吧。”林墨忽然说，“就种在陈伯伯常去的那块石头旁。”
李修远点头，小心翼翼地把野菊花从红线里解出来，花瓣落在掌心，轻得像片羽毛。箱子里的旧物被一一归位，长衫叠得整整齐齐，针具收进木盒，只有那颗刻着“明”字的石头，被他放进了贴身的口袋。
锁好木箱时，夕阳正穿过储藏室的窗，把两人的影子投在箱盖上，像给这段旧时光盖了个温柔的戳。林墨抱着装野菊花的饼干盒往门外走，李修远摸着口袋里的石头，忽然觉得那温润的触感里，藏着两个年轻人未说完的话，藏着山野间年年盛开的菊，还藏着那些被时光磨亮的星子——它们从不曾熄灭，只是换了种方式，在人间的药香里，继续闪烁。
后山的风带着草木的气息，两人把野菊花撒在那块熟悉的石头旁，泥土湿润，刚够让花籽扎根。李修远把那颗鹅卵石放在石缝里，石面上的“明”字对着夕阳，闪着淡淡的光，像在和远处的药铺遥遥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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