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监狱里失去了线性流动的意义，变成了一种单调的、循环的磨损。阿佑不再计数日出日落。他的沉默不再是抗争或悲伤，而是一种彻底的真空状态。同监舍的人视他为怪胎，偶尔的挑衅也因他毫无反应而变得无趣，最终不再理他。狱警也习惯了这道总是坐在窗边、仿佛已经与灰墙融为一体的影子。
直到有一天，一封边缘有些磨损的信，被塞进了他的牢门。
没有寄件人地址，只写着他的名字和监狱地址，字迹是一种陌生的、工整的打印体。
阿佑的目光在信封上停留了几秒，像一台生锈的机器缓慢启动。他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
“阿佑：
或许你该知道‘平安’后来怎么样了。
它腿瘸，年纪也大了，在巷子里争不过其他猫。那年冬天特别冷，它没熬过去。清洁工在垃圾箱旁发现了它，冻僵了，像一片枯叶。
它等了很多个傍晚，但再也没有罐头了。”
没有落款。
信纸从阿佑指间飘落，无声地落在的水泥地上。
没有剧烈的崩溃，没有歇斯底里。他只是静静地坐着，仿佛那封信的内容无关紧要。但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深处那口早已干涸的枯井里，发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断裂的回响。
连他幻想中唯一的见证者，那个他和“可可”共同养育的生命，也以最卑微的方式彻底湮灭在了现实的无情之中。那个名字——“平安”——成了一个最恶毒、最讽刺的笑话。
几天后，林医生再次来访。这次不是在探视室，而是在一间小小的、相对柔软一点的会谈室。她带来了更多的“现实”。
“我们找到了你初中时帮助过你的李老师，”林医生看着他，语气平和，“她记得你。她说你总是独来独往，有一次被发现在厕所里哭，身上有脚印。她批评了那几个学生，还给了你一颗糖。但她只在那个学校待了一年就调走了。她……不认识任何叫可可的人，也从来没有暖金色的头发，她的发色偏深。”
阿佑目光空洞地听着。
“还有你提到的，小时候邻居阿姨喂猫的场景。我们联系到了那户人家。确实有一位老太太喜欢猫，但她在你小学三年级时就因中风去世了。之后，那些猫就散了。”
她一点点地，耐心地，将他构建“可可”所使用的材料，逐一指给他看，告诉他这些材料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它们只是零散的、无意的、短暂的善意碎片，它们从未打算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更从未承诺过要拯救他。
“阿佑，”林医生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极细微的、或许是职业要求之外的什么东西，“虚假的温暖无法真正治愈你。它只会让你在醒来时，感到加倍的寒冷。你需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哪怕那个自己布满伤痕。”
阿佑缓缓抬起头，第一次主动开口，声音嘶哑得像是破风箱：“真实的自己？”
他顿了顿，眼神像蒙尘的玻璃。
“是那个白天在写字楼里做报表的职员？还是那个晚上带着刀在工厂里游荡的杀人犯？”他嘴角极其缓慢地扯出一个近乎扭曲的弧度，“或者，是那个对着空气说话、幻想出一个爱人、甚至能感觉到她眼泪温度的疯子？”
“哪一个……才是真的我？”
林医生沉默了。这个问题，超出了她能给出的答案范畴。
阿佑不再看她，转而望向窗外那片被铁栏分割的天空。
“医生，你说……如果我初中时遇到的不是李老师，而是‘可可’，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林医生轻轻摇头：“没有‘可可’，阿佑。从来都没有。”
阿佑极慢地点了点头，仿佛终于接受了这个最终判决。
“是啊。从来没有。”
那次会谈之后，阿佑似乎有了一些极其微弱的变化。他不再终日对着窗户发呆。有时，他会极其缓慢地在狭小的牢房里踱步，一圈，又一圈，像是在丈量某种看不见的边界。有时，他会向狱警要一支铅笔和一点废纸，但上面从不写字，只是画着一些杂乱无章的、纠缠的线条，或者是一个模糊的、女性的侧面轮廓，但最终又会被重重地涂黑，直到纸张破裂。
夜晚的人格不再出现。或许是因为失去了幻想的滋养，或许是因为连那个黑暗的人格也感到了彻底的疲惫，与苍白的主人格一同沉入了死寂的深海。
他的身体开始肉眼可见地衰败下去，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狱医检查过，查不出具体的病症，只说他是“机能性衰竭”。
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异常平静。
临终时刻，监狱医院的病房里只有一位值班的护工和一位得到通知匆匆赶来的牧师。阿佑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呼吸微弱。
牧师在他耳边低声说着什么关于宽恕与安宁的话。
阿佑的嘴唇动了动，发出几乎听不见的气音。
护工凑近了些，才依稀分辨出那似乎是一个名字。
但不是“可可”。
那是一个陌生的、无人知道的名字。或许是他童年记忆里某个真正给过他瞬间温暖的路人，或许是那位早已去世的邻居老太太的真实姓氏，又或许，只是他混乱大脑在终点前随意抓取的一个无意义的音节。
谁也不知道。
他的目光逐渐涣散，最终定格在一片虚空之中。
窗外，天光正在亮起，是那种最普通、最平常的，灰白色的黎明。
没有暖金色的夕阳。
再也没有了。
他至死都紧攥着的那枚虚假的平安扣，最终和他一起，化为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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