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的成都带着甜丝丝的寒气,蔗糖坊的烟囱早早冒起白烟,空气里飘着熬糖的焦香。我跟着父亲踏进作坊时,伙计们正围在院子里的大蜜桶旁,脸色比桶里的红糖还沉。蜜桶足有一人高,乌木打造,桶口沾着凝固的糖浆,桶壁还留着温热的触感。
“砚推官,您可算来了!”坊里的老伙计王阿公迎上来,声音发颤,“杜坊主……杜坊主被人塞进蜜桶里,今早开灶熬糖,热糖灌进去,人就没了!”
我探头往蜜桶里看——桶底沉着个模糊的人影,浑身裹着暗红色的糖浆,看不清面容,只有一只手露在外面,指节僵硬地蜷着。衙差们围着桶议论,一个留着络腮胡的衙差瞥了我一眼,笑着起哄:“小女娃也来凑热闹?莫不是馋这桶里的糖了?这可不是你家的糖罐子,碰不得!”
我攥紧了袖兜里的银汤匙——这是母亲给我装点心用的,勺头光滑,刚好能蘸取糖浆。我抬头怼回去:“衙差大哥这话差矣。《洗冤集录》载‘凡验窒息案,须查口鼻堵塞物、体表痕迹’,没说女子不能查糖桶案。再说,我若馋糖,街边糖画摊多的是,犯不着来这沾血的蜜桶旁——倒是大哥,杵在桶边只看热闹,莫不是怕沾到糖浆,懒得动手查?”
络腮胡衙差被噎得脸通红,正要发作,父亲轻咳一声:“先查案。清儿,你仔细看看桶里的糖浆和桶壁。”
我蹲下身,用银汤匙蘸了点桶口的糖浆——指尖触到勺头,能感觉到糖浆还带着余温,黏度很高,拉丝能拉到半寸长。再敲了敲桶壁,声音清脆,没有闷响:“父亲,这糖浆是刚熬好不久的!桶壁回声清亮,说明桶里之前是空的,杜坊主被塞进桶后,糖才灌进去的——若是先灌糖再塞人,糖浆早该凉透,黏度也不会这么高,桶壁还会沾着旧糖渣,回声发闷。”
王阿公凑过来,点头道:“没错!昨晚亥时我锁门时,这蜜桶还是空的,灶里的火也灭了!今早寅时来开灶,就见灶里烧着柴火,蜜桶里灌满了热糖,杜坊主……就在里面。”
“那谁有作坊的钥匙?能夜半进来开灶熬糖,还把杜坊主塞进桶里?”父亲问。
“只有账房卫三娘有钥匙!”王阿公肯定地说,“作坊的钥匙一共两把,一把在杜坊主身上,一把在卫三娘那儿,我们伙计都没有!”
众人顿时看向站在角落的卫三娘——她穿着青布裙,手里攥着账本,脸色发白,眼神躲闪,见众人看她,慌忙低下头:“不……不是我!昨晚我一直在家,钥匙也没离过身,怎么会……”
“没离过身?”我走到她面前,盯着她的袖口——袖口沾着点淡黄色的糖渣,和蜜桶里的糖浆颜色一致,“那你袖口的糖渣怎么解释?还有,桶盖的钉痕是新的——”我指着桶盖边缘,“你看,这几枚钉子的划痕还很亮,没有被糖浆腐蚀,说明是昨晚新钉上去的,为的就是把杜坊主困在桶里,不让他爬出来!”
卫三娘的手猛地一抖,账本掉在地上,她慌忙去捡,却把袖里的一串钥匙露了出来——钥匙串上挂着个小铜牌,刻着“杜记蔗糖坊”的字样,正是作坊的钥匙!
“钥匙确实在你身上,可你一个女子,怎么能把杜坊主这么重的人抬进蜜桶?”络腮胡衙差疑惑道,“还有,熬糖需要烧柴火、搅糖浆,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定有同伙!”
这话问住了我。杜坊主是个壮汉,至少有一百五十斤,卫三娘看着瘦弱,别说抬人,怕是连桶盖都掀不动。而且,熬糖需要掌控火候,从生火到熬成能灌桶的糖浆,至少要一个时辰,卫三娘若有同伙,那同伙是谁?是作坊的伙计,还是外人?
我又蹲下身,看了看蜜桶旁的地面——地面沾着点糖浆,还有一串浅浅的脚印,脚印是男子的尺码,鞋印边缘沾着柴火灰,像是刚从灶边过来的。“这脚印是谁的?”我指着脚印问。
王阿公看了看,摇头道:“不是我们伙计的!我们都穿布鞋,这脚印是皮靴的印子,作坊里没人穿皮靴!”
皮靴?成都的蔗糖坊伙计大多穿布鞋,穿皮靴的要么是富商,要么是外来人。难道卫三娘的同伙是外来的?可他们为什么要杀杜坊主?是为了钱财,还是有别的仇怨?
风从作坊的窗户吹进来,带着熬糖的焦香,却让人觉得发冷。卫三娘还在辩解,可她袖口的糖渣、手里的钥匙,都成了洗脱不掉的嫌疑。只是,谁帮她抬了人?谁帮她熬了糖?这两个关键问题,还没找到答案。
络腮胡衙差看着我,语气里少了几分嘲讽,多了几分期待:“小丫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线索?总不能是卫三娘一个人干的吧?”
我攥紧了手里的银汤匙,心里暗下决心:不管同伙是谁,不管他们藏在哪里,我定要找出来。不仅是为了给杜坊主一个公道,更是为了让那些起哄的衙差知道,女子查案,不仅能看出糖浆的黏度,还能揪出幕后的真凶。
只是现在,抬人的同伙、熬糖的帮手,还藏在蔗糖坊的迷雾里。这场冬至的蜜桶命案,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