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我高三，身高停在一米六三，体重四十六公斤。
校服外套空荡荡，像挂在铁丝上的风筝，风一吹就往后飘，
勒住脖子，仿佛有人从后面轻轻掐着喉管。
父亲已经三年没正式工作，偶尔去物流园扛包，
回来把挣来的几张散钞拍在桌上，像甩给敌人几枚带血的弹壳。
母亲的手越来越干，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星，
她不再绣花，开始给菜市场摊主宰鱼，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刀起鳞落，像给黎明削去一层层银色的皮。
我没有再得作文奖，却养成另一个习惯——
在练习册背面默写诗句，
那些句子像暗号，从杜甫到狄兰·托马斯，
从“朱门酒肉臭”到“怒斥光明的消逝”，
我一行行抄写，用0.38mm的黑色水笔，
把字压得极重，仿佛不这样它们就会飞走。
夜深人静，父亲在客厅打鼾，鼾声里夹着玻璃碎裂的回响；
母亲蜷在沙发一角，脸朝着墙，像一条被潮水遗忘的贝壳。
我拉上台灯罩，让光变成一只倒置的碗，把我扣在里面，
那一刻，我以为自己逃得很远。
高考倒计时牌挂在黑板右上角，
数字逐日瘦削，像被抽走水分的柴。
我的名次卡在年级四十到六十之间，
上不去，也掉不下来，
如同一只被钉在标本框里的蛾，
翅膀完好，却再也飞不出透明玻璃。
后排的男生给我递纸条：
“考完一起去看海吧？”
我折起纸条，夹进政治书，
那里已经躺着七张类似的邀约，
它们像未拆封的糖，甜得可疑，也酸得可疑。
我回他一句：“海太大，我怕淹。”
他再没问第二次，我却在夜里梦见海浪，
梦见自己站在甲板上，手里攥着一张写满字的准考证，
风一吹，碎成白鸟。
四月，市里组织“高校招生咨询会”，
一本本招生简章摆成彩色城墙，
我挤在人群，像被推向闸口的鱼。
一所南方大学的宣传册上印着图书馆夜景，
灯火辉煌，像沉入水底的星空。
我把那本册子塞进书包，夜里藏在枕头下，
每天临睡前摸一摸，指腹触到覆膜，
像触到一块不会融化的冰，
心里却升起微火，
烤得胸口发疼。
五月模考，我的语文终于进了年级前十，
作文题是《原来你在这里》。
我写那只每晚陪我入睡的台灯，
写它如何把光削成铅笔，
在我皮肤上写下“逃”字，
又写它如何在我合上卷面瞬间，
悄悄把“逃”涂改成“找”。
林老师在卷边批了一行小字：
“找比逃更需要勇气。”
我盯着那行字，眼眶发热，
像有人突然给黑夜开了一条缝，
漏下一粒极细的星。
星还没握稳，家里就起风暴。
父亲揽下一个“投资”项目，
把母亲攒给我上大学的三万块全砸进去，
结果连水泡都没响。
夜里，他摔碎最后一个保温壶，
不锈钢内胆滚到我脚边，
像被掏空的月亮。
母亲第一次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她扑上去，指甲抓破父亲的脖子，
血珠渗出来，像一串迟到的朱砂。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刚发下来的志愿填报草表，
指节发白，纸被我捏出一道裂口，
那裂口正好把“南方”撕成两半。
那一刻，我明白：
原来梦想也会疼，
疼起来并不比月经温柔。
第二天凌晨三点，母亲敲我房门，
她递给我一张存折，余额显示：5700.
“密码是你生日。”她说完就转身，
背影在走廊灯下瘦成一把镰刀，
仿佛要割断所有退路。
我回到桌前，把志愿表摊平，
用透明胶把“南方”仔细粘好，
又在那行字上描了一遍加粗的黑线，
像给自己画一条不肯溃堤的岸。
六月七日，高考开始。
父亲前一晚失踪，据说跟债主去“谈一谈”。
母亲请不到假，凌晨宰完鱼，
穿着带腥味的围裙送我到考场，
她站在铁门外，朝我挥手，
手上裂口被晨光照得通红，像一面小小的旗。
我转身那一秒，突然记起儿时那只染血的苹果，
嘴里泛起酸涩，却不再想吐，
我把酸味含成一块冰，压在舌底，
让它陪我走进考场，
也陪我走出过去。
最后一科收卷铃响，我仰起头，
看见窗外合欢树落下粉色花雨，
时间像被谁突然拨快，
所有公式、诗句、倒计时牌，
瞬间灰飞烟灭。
我跟着人潮涌出教学楼，
母亲站在最外圈，手里捧着保温桶，
里面装着鲫鱼汤，她笑得极轻，
仿佛怕惊动我某根仍绷紧的弦。
我接过汤，喝到嘴里，腥味混着葱香，
像生活本身，
难喝，却热。
当晚，全班去KTV狂欢。
我第一次涂口红，借室友的豆沙色，
镜中人眉目冷淡，唇间却藏着蠢蠢欲动的火。
包厢里灯光旋转，男生女生抢着话筒唱《海阔天空》。
我缩在角落，把音量调到最大，
让贝斯砸在胸口，像替我把未出的呐喊一次补齐。
散场时已是凌晨，街上飘着细雨，
我没带伞，也不想带，
雨丝落在刚剪短的刘海，
像给额头刺一个清凉的封印。
我对着空荡的马路大喊：“——我自由了！”
声音被路灯吸走，又弹回来，
轻轻落在我耳里，
像一句迟到的应答。
十天后，成绩公布。
我高出一本线四十三分，
足以去那所南方的大学。
母亲把鲫鱼汤店歇业一天，
陪我去学校机房填志愿。
鼠标点下“确认”那秒，
我听见自己心脏“咔哒”一声，
像多年生锈的锁，终于转动。
父亲仍没回家，手机停机，
仿佛一部演到一半被剪掉的烂片。
我不去想他此刻在哪条街、哪张牌桌，
我只管把行李一件一件塞进编织袋，
让每一本书、每一件旧衣，
都带上我的体温，
也带上我未干的泪与汗。
八月末，我独自坐上南下的火车。
母亲站台上挥手，身影越来越小，
最后化成一粒不肯落下的尘埃。
我掏出手机，给她发第一条短信：
“等我，四年。”
按下发送键，我抬头看窗外，
麦田迅速后退，天空迅速放大，
像有人把画布翻转，
把过去的黑暗统统倒进风里。
我摸了摸背包侧袋，
里面装着那张被我撕又粘的志愿表，
如今它只是一张废纸，
却在我指下发出细微的哗啦声，
像一面小小的旗，
又像一声小小的笑——
它说：
“你终于，
把红，
熬成了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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