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繁华，时隔数年再次扑面而来。依旧是车水马龙，依旧是笙歌鼎沸，但我的心境已截然不同。上一次，我是那个被皇帝金口玉言判了“死刑”、灰溜溜离京的柳三变；这一次，我是顶着京西解元光环、前来叩响礼部大门的士子柳永。
我没有住进以往熟悉的、靠近勾栏瓦舍的客栈，而是在离贡院不远、相对清静的地段租了一间小院。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拜访故旧（事实上也无甚故旧可访），也不是去重温昔日“成名地”，而是闭门不出，将南阳带来的策论草稿、游学笔记再次取出，结合一路听闻的朝局动向，尤其是范仲淹回京后引发的争议，进行最后的修改和充实。
我知道，礼部试的战场，远比州试复杂和凶险。这里汇聚了天下英才，更是各方势力、各种学术观点交锋的前沿。我那套“经世致用”、“格物利民”的主张，在南阳或许能令人耳目一新，但在汴京，在那些崇尚“性理”、“恪守古训”的大儒眼中，很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奇技淫巧”。
果然，办理应试手续时，我便隐约感受到了一些异样的目光。当礼部官吏核对我的籍贯姓名时，明显愣了一下，抬头仔细打量了我几眼，眼神复杂，才在名册上缓缓勾画。我心中了然，“柳永”这个名字，终究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或者说，警惕。
备考期间，我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采买和去书坊查阅最新邸报、时文集，几乎足不出户。我通过邸报和市井传言，密切关注着朝堂动向。范仲淹的《上执政书》果然在保守派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攻讦之声不绝于耳，斥其“变更祖宗法度”、“沽名钓誉”。而支持范公的，也多是一些职位不高的清流官员和年轻士子，声音相对微弱。
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在策论中坚持务实路线的决心。若因畏惧非议而退缩，与那些只知空谈的迂腐之辈何异？
省试之日，贡院气氛比州试更为庄严肃穆，甚至带着一丝无形的压抑。我找到自己的号舍，静待考题。
当考题发下，展开一看，我心中不由得一沉。策论题目是：《**论王道之本与刑名之术**》。
这是一个极其宽泛又极易落入窠臼的题目。绝大多数考生，必然会引经据典，大谈“仁义”为王道之本，轻“刑名”而重“德化”，这是理学兴起后的主流论调，安全，但难出彩。
而我，若坚持己见，强调“王道需务实，刑名不可废”，甚至引入游学所见“吏治不清，则仁义不彰”的实例，则必然与主流观点相悖，风险极大。
一瞬间，我有些犹豫。是随波逐流，求一个稳妥？还是坚持己见，赌一个未来？
我想起了南阳面考时的对答，想起了张咏的勉励，想起了范仲淹的十八条建言，更想起了长乐镇百姓期盼的眼神和清泉村汩汩流淌的清水……
不！我不能退缩！
“柳永”之名，当有“永”之坚毅！
我提笔，略一思忖，便在那试卷上，写下了迥异于常人的破题之句：
“臣对：王道荡荡，非虚悬之仁义；刑名昭昭，实辅治之绳墨。二者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偏废则国危……”
我开宗明义，指出王道与刑名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接着，我并未空谈仁义，而是笔锋一转，直指时弊：
“……然则，何以明仁义？非徒以口舌宣扬也。必也省刑罚以安良善，薄税敛以厚民生，明黜陟以清吏治。今有司或不然，催科酷于虎狼，律令繁于秋荼，猾吏因缘为奸，豪强武断乡曲。此际，空言‘王道’，百姓何辜？”
我大胆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吏治不清、律令繁苛的现实，这几乎是直接打脸那些只知空谈“德化”的保守派。
随后，我再次引用了游学见闻，尤其是长乐镇官差与豪强勾结之事，作为“刑名不彰、吏治败坏则王道不存”的铁证。并明确提出：“故臣以为，当今之务，在於综核名实，信赏必罚。选廉能之吏，劾贪渎之官，使刑名之权，操之於公，而非假於私门。如此，则仁义自彰，王道可期。”
我的文章，通篇贯穿了“务实”、“吏治”、“民生”这几个核心，虽也引用经典，但重在以实证虚，逻辑严密，观点鲜明，与当时崇尚空疏性理的主流文风格格不入。
我知道，这篇文章一旦呈上，必然会引起争议，甚至会触怒某些当权者。但我义无反顾。
交卷出场，我感受到几道来自考官席位的目光，带着审视，甚至有一丝冷意。
风波，恐怕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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