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的夏天,北京城闷热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紫禁城内,一种比天气更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正在蔓延。权倾朝野的首辅、帝师张居正,因多年操劳国事,夙夜在公,早已积劳成疾。入夏以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便血不止,虽经名医诊治,却回天乏术。
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五十八岁。消息传出,震动朝野。这位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万历中兴”局面的“救时宰相”,终究未能敌过生死大限。万历皇帝闻讯,为之辍朝,下旨赠上柱国,谥“文忠”,赐祭九坛,葬礼极其哀荣,并派司礼监太监和锦衣卫护送灵柩归葬湖广江陵。表面上,朝廷给予了他作为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尊荣。
然而,在这哀荣的背后,是潜流暗涌的政治地震。张居正的死,如同抽去了支撑帝国改革大厦最核心的那根支柱。他生前凭借无与伦比的个人权威、与内廷的铁三角联盟以及铁腕的“考成法”,强行压制了所有的反对声音,驱动着庞大的官僚机器朝着他设定的方向前进。如今,这座活火山熄灭了,被压抑已久的能量,开始寻找喷发的出口。
首先发难的,是那些在“考成法”严苛考核下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官僚集团。他们早已对张居正的专权跋扈、威福自用心怀不满,只是迫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如今,机会来了。一些嗅觉敏锐的言官,开始试探性地上书,批评张居正改革中的某些弊端,如清丈田亩中的“虚增地亩”,一条鞭法执行中的“火耗”加重等。这些奏疏,如同投石问路,很快得到了默许甚至鼓励的回应。
风向的转变,敏锐地传递到了紫禁城的深处。已经二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在经历了十年近乎苛刻的严格管教后,内心深处早已对那位永远正确、不容置疑的“张先生”积攒了复杂的情绪——有敬畏,有依赖,但更有一种长期被压抑、被塑造的窒息感与逆反心理。张居正生前,曾因皇帝醉酒闹事而迫使皇帝下“罪己诏”,也曾因皇帝奢侈的念头而严词谏阻,这些往事在皇帝心中,并非全是感激。如今,那个一直笼罩在他头顶的巨影消失了,一种挣脱束缚、真正亲政的渴望,混合着对往昔压抑的报复性释放,开始主导他的行为。
与此同时,内廷的同盟也迅速瓦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作为张居正的重要政治盟友,立刻成为了众矢之的。反对张居正的势力,很自然地也将矛头指向了他。很快,弹劾冯保“欺君蠹国、贪横不法”的奏疏便雪片般飞来。万历皇帝对这位从小看管自己的“大伴”也早已心存芥蒂,顺势而下,下令抄没冯保家产,并将其贬至南京孝陵闲住。冯保的倒台,标志着张居正时代权力铁三角的彻底崩溃。
扳倒冯保,只是开始。真正的风暴,很快转向了张居正本人及其家族。万历十一年三月,辽王王妃(辽王朱宪㸅早年被废,其家属对张居正怀恨在心)上书,控告张居正当年构陷辽王,并侵占辽王府邸财产。这如同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积压的仇恨与嫉妒。一时间,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铺天盖地,指责他“专权乱政”、“罔上负恩”、“结党营私”、“生活奢靡”,甚至其子科举高中也被指为舞弊。
在汹涌的舆论和皇帝的默许下,万历皇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他下诏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下令抄没其家产。当抄家的缇骑抵达江陵张府时,场景惨不忍睹。由于封锁消息,张家猝不及防,饿死、自尽者十余人。长子张敬修不堪受辱,自缢身亡,临死前留下血书,控诉朝廷的背信弃义。最终,抄家所得虽远不及传言(曾传言有金银二百万两),但其家人在严刑逼供下的悲惨遭遇,已令天下士人寒心。
张居正的彻底倒台,意味着其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
“考成法”首当其冲。这套曾让官僚体系高效运转的考核制度,因其与张居正个人权威的紧密绑定,以及其本身的严苛性,在失去支持后迅速被废除。官员们弹冠相庆,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行政效率迅速滑落,因循拖沓之风重新弥漫朝堂。
“一条鞭法”虽因其符合历史趋势和财政需求,未被明令废除,但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失去了张居正的强力推动和“考成法”的监督,地方官吏与豪强地主再次勾结,在“火耗”等名目下加征赋税,使得改革减轻民负的初衷大打折扣,其积极效应逐渐消散。
张居正重用的能臣干吏,如戚继光、李成梁、潘季驯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和排挤。戚继光被调离蓟镇,郁郁而终;潘季驯也一度被贬。边备与水利等事业,因失去中央的强力支持而渐趋松弛。
人亡政息,一语成谶。张居正以个人权威强行推动的改革,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潮水(反对力量)退去时显得宏伟壮观,一旦潮水(张居正之死)回来,便迅速坍塌。万历皇帝在彻底否定张居正之后,似乎也耗尽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锐气,逐渐转向深居宫闱、怠于政事的消极状态。
大明王朝,在经历了短暂的中兴闪光后,再次滑向了更深的泥潭。党争的苗头开始显现,国库在经历了短暂的充盈后再度拮据,北方的女真势力则在悄然崛起。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预示着另一个更混乱、更无奈的时代开启。张居正改革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帝国难以挽回的衰败征兆。那根试图鞭策帝国前行的“银鞭”,终究未能改变历史的惯性,只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回荡在晚明的暮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