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案结案的第三天，城南区的老巷里传来报案——“老胡裁缝铺”的老板胡建国死在了铺子里，胸口插着一把剪刀，地上散落着一堆花花绿绿的布料。
裁缝铺藏在老巷深处，木质门板上刻着“胡记”两个字，门口挂着几件没做好的棉袄。沈清玄推开门时，缝纫机还在转着，针头悬在半空，线轴上的白线绕了一圈又一圈，像是没织完的网。
“死者胡建国，62岁，干了四十五年裁缝，街坊邻居都找他做衣服。”周野指着地上的布料，“报案人是隔壁的包子铺老板，早上来送包子，发现门没关，进来就看到老胡躺在地上。”
胡建国趴在裁剪台上，胸口插着一把裁缝剪刀，刀刃全没入，鲜血染红了身下的蓝色布料。他的右手攥着一根黑色的线头，线头末端系着一颗小小的铜纽扣；左手边放着一张裁剪纸，上面画着一件中山装的样式，领口处用红笔写着“3-5”。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剪刀上只有死者的指纹，现场门窗完好，像是自杀？”法医蹲在地上，突然皱起眉，“但死者的指甲缝里有不属于他的纤维，是深灰色的羊毛。”
沈清玄拿起那张裁剪纸，中山装的样式很老，像是几十年前的款式；“3-5”的字迹歪歪扭扭，不像是胡建国平时的笔迹——老胡做了四十年裁缝，写字一笔一划很工整。
“唉，老胡最近有没有做过中山装？”沈清玄问包子铺老板。
“有！上周有个穿深灰色羊毛大衣的男人来做中山装，说要给父亲做衣，两人还吵了一架。”包子铺老板回忆，“那男人嫌老胡做的慢，说要是赶不上寿宴，就砸了他的铺子。”
技术科查到，那个男人叫张磊，32岁，做建材生意，父亲张建军一周后过八十大寿。沈清玄找到张磊时，他正在建材市场对账，穿的正是一件深灰色羊毛大衣，袖口处有一道细微的划痕。
“胡建国死了，你知道吗？”沈清玄盯着他的大衣。
张磊手里的算盘“啪嗒”掉在地上，脸色发白，
“我……我昨天下午还去催过他，他说肯定能赶出来，怎么会……”
张磊的指纹和胡建国指甲缝里的纤维都对得上，但他说昨晚七点到凌晨一点一直在陪客户喝酒，有监控和转账记录证明。“我是和老胡吵过架，但我没必要杀他啊，一件衣裳而已。”
线索又断了。
沈清玄回到裁缝铺，再次检查那张裁剪纸。用紫外线灯照射后，“3-5”的字迹旁边浮现出一行淡红色的字：“他要的不是那衣服，是当年的证据。”
“当年的证据？”清玄皱眉，“老胡年轻时是不是做过什么？”
她又去翻了翻档案，原来胡建国年轻时在国营服装厂当裁缝，二十年前服装厂倒闭，他才开了这家裁缝铺。而张磊的父亲张建军，正是当年国营服装厂的厂长。
“二十年前，服装厂丢了一批进口的羊毛布料，价值几十万，当时查了半年没查到，最后不了了之。”老厂长的老同事回忆，“胡建国当时是裁剪组组长，有人说他知道内情，但他一直没说。”
沈清玄找到张建军时，老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色苍白。听到“羊毛布料”四个字，他突然剧烈咳嗽：“是我……是我把布料偷出去卖了，胡建国发现了，我给了他五千块封口费，让他别声张……”
原来张磊找胡建国做中山装，是想让他把当年偷布料的证据缝在衣裳里——张建军怕自己死后，胡建国把事情捅出去，让张磊去“解决”。“我没让他杀人，我只是让他把证据拿回来……”张建军的声音越来越小。
沈清玄回到裁缝铺，在缝纫机的抽屉里找到一个铁盒，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收据：“今收到张建军封口费五千元，布料一事永不再提，胡建国。”收据背面，是胡建国的字迹：
“二十年前丢的是布料，二十年后丢的是良心。罪有因得啊。”
这时，技术科传来消息：剪刀上的指纹虽然是胡建国的，但指纹是反着的，像是被人握着他的手按上去的；而张磊的司机承认，昨晚十点半，他按照张磊的吩咐，把胡建国的尸体从后巷抬进铺子里，伪造了自杀现场。
张磊在证据面前终于承认：“我爸说胡建国要十万块才肯把证据交出来，我气不过，就趁他裁剪布料的时候，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沈清玄看着桌上的中山装裁剪纸，突然想起胡建国攥在手里的铜纽扣——那是当年国营服装厂的厂徽，胡建国把它缝在每一件自己做的衣服上，说是“留个念想”。
走出裁缝铺时，巷口的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周野手里拿着一件做好的棉袄，是胡建国给隔壁孤老做的，还差最后一颗纽扣。沈清玄把那枚铜纽扣缝在棉袄上，指尖碰到布料，像是碰到了二十年前没说出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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