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

阳台的晾衣绳上，我的牛仔外套和严成玹的牛仔短裤晾在一起，风一吹就蹭出细碎的声响。他把工具箱塞进阳台角落时，我正趴在画架前补那幅工厂晚霞，笔尖刚触到画布，就被他从身后圈住了腰。

“画完了没？”他下巴抵在我发顶，呼吸里带着刚洗过澡的薄荷味，“说好今天去骑山地车的。”

我偏头躲开他的胡茬，手里的画笔却歪了，在晚霞边缘画出一道歪扭的蓝。“急什么，等我把这抹云补完……”话没说完，他突然伸手抽走我的画笔，捏着我的手腕往画布上涂——靛蓝混着橘红，竟歪打正着地画出了火烧云最烈时的模样。

“你看，”他咬着我耳垂笑，“画画哪要那么拘谨，跟骑车一样，得野一点。”

城郊的山道上满是碎石子，他骑在前面，黑色运动服后背被汗浸出深色印子。我跟在后面，链条卡了两次壳，每次他都停下车，蹲在我面前修链条，指尖沾了油污也不在意，抬头冲我笑时，白牙晃得人眼晕。

“童童，你看山顶！”他突然加速，我追上去时，正撞见夕阳往山坳里沉，漫天霞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张开双臂站在风里，像只终于挣脱束缚的鸟，“以前我爸总说，人要像齿轮一样转，可我偏不——我就要当风，想往哪吹往哪吹。”

我看着他眼里的光，突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个总把痞气挂在脸上的人，其实比谁都怕被生活困住。我走过去，把水壶递给他，手指擦过他沾了灰尘的脸颊：“那以后，我陪你一起当风。”

他愣住了，喉结滚了滚，突然伸手把我拽进怀里。风裹着草叶的清香吹过来，他的吻落在我额头，带着点急不可耐的滚烫。我闭着眼，能感觉到他指尖的薄茧蹭过我后背，那些曾经只敢在夜里幻想的触碰，此刻真实得让人心颤——这一次，我没躲，反而伸手抱住了他的腰。

可快乐像山顶的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周五晚上，我刚把熬好的粥端上桌，就看见严成玹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他没像平时那样笑，耳朵尖红得不正常，喉结动了半天，才把纸递过来：“我妈……让我回老家考公务员。”

粥碗的热气扑在脸上，我却觉得浑身发冷。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是他妈的笔迹，末尾还画了个歪扭的笑脸，像在劝，又像在逼。

“你要走？”我的声音发颤，手里的勺子“当啷”一声掉进碗里。

他没说话，蹲下来，头埋在我膝盖上，像只受伤的兽。“我不想走，”他声音闷闷的，“我想跟你在这出租屋里，想每天给你煎蛋，想带你骑遍所有山道……”

我摸着他的头发，指尖触到他藏在发间的耳钉，突然想起第一次在楼道里见他的模样——抱着纸箱，额前碎发汗湿，却还笑着跟我打招呼。原来那些肆意的少年气背后，藏着这么多身不由己。

“那我们就跟他们争啊。”我突然开口，声音比自己想象中坚定，“你不想考公务员，我们就跟阿姨说；你想留在这，我们就一起挣钱，把这出租屋装成你喜欢的样子。”

他抬头，眼里满是红血丝，却亮得像星星。“童童，”他伸手捏着我下巴，吻落下来时，带着点咸涩的泪味，“你怎么这么好？”

我没说话，只是抱着他的脖子。窗外的蝉鸣还在响，出租屋的灯依旧昏黄，可我突然不怕了——原来爱情不是永远的肆意张扬，是哪怕有疼痛，也愿意跟他一起扛；是哪怕未来有太多不确定，也想牵着他的手，把每一个“我”，过成“我们”。

第二天早上，严成玹把那张纸钉在了阳台的墙上，旁边用马克笔画了个大大的“不”。他站在晨光里，冲我举着牙刷笑：“童童，今天粥里多放糖，甜一点，心里就不苦了。”

我看着他嘴角的牙膏泡沫，突然笑出了声。阳光落在我们身上，把两个影子叠在一起，像极了我们往后要走的路——有碎碎的甜，有淡淡的疼，却满是要一起走下去的肆意与坚定。

-

我们的薄荷在阳台疯长的第三个月，严成玹的手机开始频繁地响。他总是躲到楼道口接，声音压得很低，回来时眉峰拧着，连平时挂在嘴角的笑都淡了。

我没问。直到那天晚上，我撞见他蹲在楼下老槐树下抽烟，脚边的烟蒂堆了小半圈。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根被风吹弯的铁丝。

“怎么不上去？”我走过去，把手里的外套递给他。

他抬头，眼里的红血丝扎得我眼睛疼。“童童，”他声音哑得厉害，“我妈让我回老家。”

我手里的外套差点掉在地上。“回……回老家做什么？”

“她找了个修理厂的活儿，让我回去接手。”他掐灭烟，指尖的烟灰簌簌往下掉，“说在这儿耗着没前途，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

“那你……想回去吗？”我攥紧了外套的衣角，指甲掐进掌心，却没觉得疼。

他没说话，只是抬头看着我们住的那栋老楼——三楼的窗户亮着灯，那是我的出租屋，也是我们挤在一张沙发上看过晚霞、煮过泡面的地方。良久，他才低声说：“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那张旧沙发上背对着背睡。他的呼吸很轻，却像根细线，缠得我心口发紧。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脑子里全是他刚才的话——“没前途”“正经住处”，这些词像小石子，砸在我们小心翼翼垒起来的感情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第二天早上，我醒时沙发已经空了。桌上摆着煎好的蛋，旁边压着张纸条，字迹是他惯有的潦草：“我去趟修车行，晚上给你带生煎。”

可直到深夜，严成玹都没回来。我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发消息，也石沉大海。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月亮从东边移到西边，手里的生煎早就凉透了，像我一点点沉下去的心。

天亮时，我终于在修车行找到他。他趴在满是油污的工作台上，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衣服，头发乱得像鸡窝。看见我来，他猛地抬头，眼里的红血丝比昨天更重。

“你去哪了？”我的声音发颤，连我自己都没察觉。

他没回答，只是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个东西递给我——是枚银色的骷髅头胸针，就是他第一次带我骑摩托时别在领口的那枚，只是边缘磨得发亮。“童童，”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我妈昨天来了，在楼下等了我一夜。”

我捏着那枚胸针，金属的凉意透过指尖钻进心里。“所以呢？”

“她给了我最后期限，下周必须回去。”他避开我的目光，看向窗外，“我……我可能得走了。”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只有修车行外的蝉鸣在疯叫。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暴雨里护过鸟窝、在我画稿卡住时陪我熬夜、在我怂得不敢靠近时主动迈出一步的男人，突然觉得很陌生。

“严成玹，”我开口，声音很轻，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倔强，“你就这么走了？那我们呢？这三个月……算什么？”

他猛地回头，眼里的痛苦几乎要溢出来。“算什么？”他声音陡然拔高，又很快低下去，带着点自嘲，“算我耽误你。童童，你值得更好的，不是挤在出租屋里，不是跟着我这种没前途的人耗着。”

“更好的是什么？是有正经住处？还是有稳定工作？”我攥着胸针，指节发白，“严成玹，你问过我想要什么吗？我想要的是你，不是那些狗屁的‘前途’！”

他愣住了，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我看着他眼底的震惊和无措，突然觉得很累。我把胸针放在工作台上，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时，我听见他在身后喊我的名字：“童童！”

我没回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很快就没了痕迹。原来青春里的感情，不只是薄荷的清香和生煎的热气，还有现实的耳光，和不得不面对的两难——他以为的“为我好”，却是最让我疼的刀。

回到出租屋，我看着阳台上疯长的薄荷，看着沙发上他落下的棒球帽。看着画稿上那幅没画完的工厂黄昏，突然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