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响过两下，门里有脚步靠近。她把门开了一条缝，停在门后，看着我手里的陪护证。
“站外面。”她说，“别挡风。”
我退半步。里边那台便携心电监护嘟了一声，又恢复平直的线。王阿姨的呼吸有点粗，我能数到每一次起伏。
她把门完全拉开，侧身让出一条窄路，“只有十分钟。护士查房。”
我进门，手指擦到帘子上的塑料收边，有一点硬，像旧书的封皮。她把我的陪护证拿过去夹在门后，动作很干净，“桌上有两张化验单，你签第一张。”
我看了一眼王阿姨，眼睛闭着，脸色淡，鼻梁上有呼吸管。我低声叫了一句“阿姨”，声音轻得像不敢打扰。
白鹿站在床尾，把水杯盖拧开递给我，“盖太紧。你来。”她把嘴唇压成一条直线，没看我的手。
我接过，拧开，水汽往上冒，手指有湿滑。她的指尖暗红，是被碘伏染的。我把盖子放到托盘里，拿起笔去签。笔是晨光，墨水偏蓝。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担责人那里，字压得很稳。
她说，“谢谢。”
我抬眼，“我今晚守夜。”
她看着我，很平，“不用。护士站有人，值班。”
我没退，“我在走廊坐着。”
她沉默了两秒，转身把床头升高一点。床板发出细细的齿轮声。她把王阿姨的被角角整齐掖好，动作有点慢，像在数数。
我站到她旁边，“我能做什么？”
她把托盘往里推，碰到我手臂。她像碰到一块冰，“倒垃圾，拿两包纸巾，帮我把这张单子送到护士站签收。”
我去做。黄色垃圾袋的口子松着，我拎紧，走到电梯间的垃圾点，盖子重，边缘沾着消毒液，味道冲。我丢进去，再跑去售货机买了两包纸巾，回来的时候她正在把阿姨的胳膊垫高，防止水肿。
我把纸巾放在她手边，她不抬头，“放床头柜。”
她拿起一张纸巾擦王阿姨嘴角，把擦过的那张折成小方，夹在指间。她说话很轻，“你来，是为了补偿。补偿不在这里做。”
我嗯了一声，喉咙紧，“我不走。”
她终于抬眼，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你在这里，别人会拍。阿姨受不起。”
我把帽子压低，“我能躲。”
她笑了一下，不是开心的那种，是短短一声气，“过去你在电梯里躲，躲过一次又一次。我没有意见。现在我不躲。”
门外护士推着药车，车轮压到地砖的缝，咔嚓一声。护士敲门，“测血压啦。”白鹿把门拉开让她进。我退到角落，背贴着墙，墙有点凉。
护士帮王阿姨绑上袖带，按下按钮，机器运转的声音像风泵。她把数据写到卡片上，冲白鹿笑，“今天精神好一点。”
白鹿点头，“早上吃了半碗粥。”她把卡片插回床尾，目光没有漂。
护士走后，房间又安静。白鹿拿起夹子把输液瓶的滴速调慢。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落，节奏均匀。我看她的手，甲油已经完全掉了，指甲短，边缘有倒刺。
她突然说，“你之前撤通稿，孙祺找过我。”她侧过脸，“他说你为了我。别为了我。”
我的心口像被敲了一下。我说，“我不是为了你，我为了我自己。”
她低头把倒刺抠掉，指尖有血点，她按了按，停，“你为了自己也不要把我扯进去。”
我呼吸往里压，胸腔很紧。我点头，“好。”
她在床边坐下，背还挺着。椅子是医院标配，白色塑料，腿有点晃。我换了一个靠背角度放在她后面。她没有靠。她看着王阿姨的脸，轻声，“你别担心。今天有人签字。”那句“有人”落地的时候像一颗石子掉进水里，我看着她的侧脸，骨头线条清晰，没有一丝妆。
十分钟到，她站起来，把我往外带。手没有碰到我，“到外面等。不要在门口蹲。”
我出了门，往走廊末端走，坐在窗台边。窗外是停车场，车灯偶尔闪一下，楼下卖粥的小车把炉子盖着，蒸汽从缝里往外跑。
我拿出手机，关掉定位，打开便签，写了一条很短的字：“我留在走廊，不拍照，不发消息。”我删掉，再写：“你去休息，我盯着。”又删掉。屏幕反光，照出我的眼，黑。
不到半小时，走廊尽头有人举着长焦晃了一下。我站起来，把帽子拉到最下，把脸转向墙，假装看公告。那人停了停，又把相机收回。保安巡逻经过，拍了拍他的肩，“上楼限时进出。”他走掉了。我指尖紧了一下，手心出汗，汗贴在手机壳上，有点黏。
晚些时候，白鹿出来，手里拿着空水杯。她看见走廊上的保安，又看我，没有一点惊讶，“记者来了。”
我点头，“我挡了一个。”
她把水杯递给我，“去装半杯温的。”
我去装，回来时她没在走廊。我把水放到门口的台子上，门开一条缝，她伸出手拿走，“谢谢。”她关门，门把手发出轻微的金属摩擦声。
我坐回窗台，腿麻。我把手背靠在玻璃上，玻璃凉。我忽然想到一件事，站起来，走去收费处。夜班财务正合账，桌上摊着两张收据。我把陪护证递过去，“我要再买两张陪护餐。”
财务抬眼，“名字。”
“张凌赫。”
她愣了一秒，笑，“电视里的？”我嗯，掏出卡。她刷卡，递给我两个小餐票，红色的纸，印字掉色。我把餐票扣在手心，回到走廊，把它们塞进门缝，轻轻往里推。
门里她没有说话。我在门口站了两秒，退回窗台。
手机震了，是她发来一条短消息：“别留名字。不要给我留痕迹。”
我把屏幕亮了一下又灭，“好。”我去收费处，把刚才的餐票换成了现金，放回口袋。夜里十一点半，窗口关了。我坐着，睡意向上爬，眼皮沉。我不敢闭。
凌晨一点，阿姨在里边咳了一下。我起身按门铃。门开，白鹿站在里边，比我矮半个头，眼睛很清醒，“没事。她只是喉咙干。”
她看了看我，“你走吧。”
我把自己的手缩了一下，“我留到天亮。”
她盯着我的脸，舌尖抵了一下上腭，“你不走，我明天就让医院出一份声明，说你扰民。”
我沉了一秒，点头，“我走。”
我没争。我把外套拉上拉链，走到电梯口。电梯里只有一个穿蓝衣的保洁工，推着拖把桶，桶里的水灰白。我站到最角。地面有水痕，鞋底带着湿，走起来发出粘声。
出了医院，我在门口的台阶坐了一会儿，给工作室法务发消息：“撤掉所有情侣相关文案，合同条款重复确认。加上‘不参与恋爱营销’。”法务回：“会压资源。”我打：“压就压。明早签。”
我起身去便利店，买了两盒加热的八宝粥，纸盒热。我没回病房，把它们放到门外角落，拍照，发给她：“给阿姨留了，三点前凉。”她没有回。
第二天中午，我走错了楼层，站在一间化学治疗室门口，门里有人吐，酸臭。我绕过。白鹿从另一个门出来，手里拿着阿姨的病历本，上面夹着两张发票，金色的骑马钉压在纸边。她看见我，停，“你又来了。”
我说，“我去交费。”
她把病历本递给我，“五楼窗口。”
我一路跑，拿号码。窗口里年纪大的收款员戴着花框眼镜，敲键盘声很快。她抬头，“你交哪个？”
“外一科，王阿姨。”
她打出一张清单，指着其中一项，“自费部分要补。”
我刷卡。卡出账的一瞬，我想到我还在赔品牌的钱。我手微抖。收据打出来，我拿起，纸热，墨还没干。我下楼，把收据递给她。她拿去夹在病历本里，抬眼，“谢谢。”
我站在她面前，第一次不说任何借口。她把病历本合住，说：“以后不要再代我付。我会还你。”她把手伸出来，手心有一枚硬币，“这是昨天的餐票钱。找不开，先这样。”
我看着那枚硬币。它是五角的，边缘有锯齿。我没有伸手。她把硬币往我的手里放，贴着皮肤凉。
她说，“你给我造成了麻烦。我在这边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了。有一下午，路过全看我。我做了你承受不了的事，自己承受。你现在做我承受不了的事，我让你停。”
我点头。眼睛发干，“好。我停。”
她把病历本夹在腋下，抬手理了一下鬓角，走进病房。我在门外站了很久。走廊里的电子屏滚动到探视时间，我看了两遍，记住了那个数字。
我下楼去护士站，把我刚刚写的名字划掉，签一个别名。护士看我，笑，“签谁都一样，你本人在就行。”我说，“可能有人查。”她耸肩，拿去归档。
下午，微博上有一条误拍的照片——我站在医院走廊，帽子压得低。配字是某号：“演员贴心探病？”评论里有骂也有夸。骂我装，夸我情深。我喘了一下，心像被按住。我把手机收起，去医院后门，找那几个蹲点的摄影，买了四盒盒饭，递过去。一个小伙子接了盒饭，说：“哥，这图不是我发的。”我说，“吃饭。”
他打开吃，米饭有点硬，咬得咔嚓。我抬脚走。另一个人喊我，“你是当事人，发张正面照片我能赚两千。”我停，回头，“不。”
那晚，我回到无锡，工作室法务把合同摆在桌上。新条款写得清：“任何项目不得以恋爱为宣传，乙方（我）有权拒绝”。孙祺被叫来，他脸黑，拿烟。“你这是要把自己挖孤岛？”我说，“是。”
他笑了一下，笑里有点气，“有戏都不敢给你了。你等着冷。”
我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签字，按章。章红。油墨味重。我把章收起来，“我不等。”
我从工作室出来，手机里弹一条消息，是白鹿：“阿姨明天转科。不要来送。”
我站在楼梯口，手扶着扶手，扶手不稳。我回她：“好。”
第三天，她转到了康复科。我没有去。我在片场里拍一场打戏，膝盖嗑到地，骨头里疼。我没有喊停。导演竖起大拇指，说，“不错。”我把护膝贴得更紧，汗从颈窝里往下滴。
晚上八点，我去了一个发布会。灯光很亮，主持人笑，“凌赫最近的作品探索情感。”台下有人起哄，“感情你也探索一下？”他把话筒递到我嘴边。我握稳，喉咙发紧，“我不谈感情。我只谈我演的东西。”台下有嘘声，也有人拍手。我不看任何一个人，话筒里的回声落下来，心很静。
散场，我在后台换衣服，接到一个电话，是白鹿的剧组制片，“你那边有一个古装项目想邀请她。她的条件是：没有任何戏外宣传。你接受吗？”我坐在椅子上，靠背硬，“我接受。”
他笑，“你真改了。”
我说，“改到底。”
我挂了电话，给白鹿发：“那个项目我不捆你。你要是愿意，给我一个‘收到’就行。不愿意，回个‘不了’。”我把手机放在桌上，洗手，水冲到指尖，热。两分钟后，手机亮：她回了一个短句，“不合作。谢谢。”
我盯着那两个字，像看一张白纸。我把手机合上，坐在椅子上，把外套扣好。扣子扣到最上，卡住喉结。我解开一颗，呼一口气。
我把那枚戒指从内侧口袋拿出来，放在桌面。戒指的边缘有一道不显眼的划痕，是那晚撞抽屉留下的。我把它推到桌子的最里边，转身拿起帽子，出门。
楼下风大，树叶拍楼。一个粉丝在门口等我，举着相册，“哥，我一直喜欢你。”她的手冻得红，我停，“谢谢。”她问，“你以后会公开恋情吗？”我说，“不会。”她眨眼，“你这么绝？”我点头，“我不再让任何人替我走路。”
她把相册合了，笑，“那你自己走。”
我去常州的那家医院，把陪护证的押金退了。窗口的护士看见我的名字，抬眼，“退押金？”我点头。她把钱数好，递出来。我把钱放进钱包，转身在墙边的捐赠箱前站了两秒。箱子透明，里面有零钞和收据。我把钱包里那张面额大的抽出来，塞进去。一枚硬币在箱子底滚了一圈，停住。
我没给白鹿发消息。我只是给自己发：今晚不去任何地方，坐在母亲家的窗前睡。把手机放到客厅里，把电视关掉。让噪音离开。
第二天早上，王阿姨醒了，我接到一条短信：“谢谢。”只有两个字。我坐在早餐桌边，粥温，我把勺子放下，“不用。”
同一天中午，一个品牌官宣，以我为男主的新广告撤档。官方微博写：“理念不合。”评论区有人骂有人吵。我没回。我把手机插上充电，去阳台晒被子。阳台的夹子有一点锈，我用力，夹子咔嚓，夹住布角。
下午四点，白鹿的团队给我发来律师函，不是那种吓人的，是明确的意见：以后不要再在她所在拍摄地点出现，不要再与她有关的内容发在任何账号。否则视为骚扰。我看完，笑了，笑得很轻。我拿笔签了收。拍照，发回去。没有任何多余字。
晚上，我去常州火车站，把那枚小兔子的挂件挂在一个公园的小树枝上。树很矮，叶子细。我退后一步，拍了照，没发。把手机塞进口袋，手压着屏幕，指尖发热。
我在站台上等车，风从隧道里往外吹，带着潮气。我把帽子压低，拉上外套拉链。车进站的时候，铁轨震动，空气里有铁味。我往前走，步子稳。门一开，我跨上去，找座位，坐下。我把头靠在窗，眼睛闭上，唇里轻轻挤出一句话：“我不再往回走。”
列车启动，窗外的灯带向后退。我拿出手机，点开联系人，把她的名字往后滑，不删除，标记为“勿扰”。标记后的那个红点亮了一秒，又暗。我收回手机，手放在膝盖上，指骨崭露，上面有一条细细的刮痕，是今天在捐赠箱前弄的。
我没再看窗外。我把帽子往上推了一点，呼吸顺了。火车的广播响了一次，说下一站的名字。我把包拉链拉开，从最内侧掏出那封律师函，折起，塞回去。包里的拉链头磕到指甲，发出一点声。
到站后，我不去工作室。我给助理发消息：“把那些没必要的商务全部回绝。明天起，我自己接戏。”我把手机放进外套里，往楼梯往下走。脚下的台阶每一级有数字，我没数。我直接迈开，走快。
楼下路口有一条斑马线，红灯倒计时还有八秒。我盯着黑板上的白数字，心跳跟它同步。我站在白线前，手握紧，肩平直。等到数字归零，我抬脚，迈过。下一步，我去把一封公开信发出去——没有任何人的名字，没有任何矫饰，只写我对于“空窗期”一句话的道歉，以及从今天起拒绝恋爱营销。
我把草稿从手机里调出来，删掉“她”，删掉“我们”，最后只留：“我错。有些错，不再重复。”我按下发布。屏幕上的确认键发出一声轻微的震动。我的手没有抖。然后，我把手机收起来，走向摄影棚，去试镜那部没有任何情侣线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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