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

半闲堂烬

半闲堂的蟋蟀罐还温着，我刚用细竹条拨弄完斗蟋，就见内侍捧着八百里加急的奏报进来，纸角上的“襄阳危”三个字，刺得人眼疼。世人都骂我是误国的奸相，说我在朝堂上弄权、在西湖边享乐，可他们忘了，我贾似道当年在鄂州，也是凭一己之力，挡住了忽必烈的十万大军。

我出身世家，却不是那种只会吟风弄月的纨绔。年轻时跟着父亲在淮东军营历练，见惯了士兵们冻得开裂的手、吃着掺沙的米，也见惯了蒙古骑兵踏过宋境时，百姓流离失所的模样。那时候我就懂了，这南宋的江山，早就是艘漏了底的船，光靠喊“忠君爱国”的口号，填不满船上的窟窿。

淳祐十年，我任湖广总领，督办军饷。那些地方官要么克扣粮饷中饱私囊，要么对着蒙古人的攻势束手无策。我铁着脸查了三个贪腐的县令，把他们搜刮的钱财全充了军饷，又亲自去前线犒劳士兵，跟他们一起吃糙米饭、睡军帐。士兵们说：“贾大人不像个官，倒像个能一起扛枪的兄弟。”后来忽必烈围困鄂州，宋廷慌了神，是我主动请缨去督战。那时候蒙古军的箭雨能把城头的旗帜射成筛子，我站在城楼上，亲手擂鼓助威，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把鄂州守住了——可这场功劳，后来竟被人说成是“私下与蒙古议和，谎报战功”。

理宗驾崩后，度宗继位，我成了辅政大臣。朝堂上的老臣们要么老态龙钟，要么只顾着党争，没人愿意管边境的危机，也没人愿意管百姓的死活。我没办法，只能把权力攥在手里，硬推着改革：整顿财政，把那些被豪强霸占的土地收回来分给流民；严格军规，把那些吃空饷的将领全撤了职。可这些事，得罪了满朝的权贵。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我“独揽大权”“欲图不轨”，还编了戏文骂我，说我在西湖边建半闲堂、玩斗蟋，是“蟋蟀宰相”。

他们忘了，我在半闲堂里玩蟋蟀的时候，案头总摆着边境的奏报；我跟门客下棋的时候，心里算的是军饷的收支。襄阳被围五年，我一次次上书请求增兵，可度宗昏庸，权贵们掣肘，派去的援军要么怯战不前，要么被蒙古军打垮。我甚至自掏腰包，招募了三千敢死队，可这点人，在蒙古的铁骑面前，就像投入火海的米粒。

德祐元年，蒙古军逼近临安，满朝文武要么投降，要么逃跑。有人劝我也逃，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我看着宫墙上的“宋”字大旗，想起了鄂州城头的鼓声，想起了那些跟着我拼命的士兵。我没逃，而是带着残兵去了扬州，想再跟蒙古人拼一次。可那时候，连我的部下都劝我：“大人，朝廷都降了，我们再打，还有什么用？”

后来我被押往大都，船上的人都骂我“误国奸贼”，扔我烂菜叶、破瓦片。我看着滚滚的江水，突然笑了——我贾似道这辈子，没贪过朝廷的一两银子，没卖过大宋的一寸土地。我想救这江山，可这江山早就烂透了；我想护这百姓，可这百姓只记得我是“蟋蟀宰相”。

船行到漳州，我望着远处的海岸线，想起了年轻时在淮东军营里，看见的第一缕朝阳。那时候，我还以为自己能为大宋挡住所有的风雨。我从怀里摸出一枚小小的蟋蟀罐，那是鄂州之战时，一个士兵送给我的，说“大人，等打赢了，咱们一起听蟋蟀叫”。我把罐子扔进江里，心里想着：这辈子，终究是没能打赢啊。

世人都说我误了大宋，可他们忘了，大宋早就病入膏肓，不是我一个人能救的。我贾似道，不过是这末世里，一个想撑住却没撑住的可怜人罢了。江风吹来，带着海水的咸味，我仿佛又听见了鄂州城头的鼓声，只是这一次，再也没人跟着鼓声冲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