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粉劫:秦淮梦断
佛堂的木鱼声敲得人心头发沉,我捻着念珠,指尖蹭过颗颗圆润的珠子,像蹭过秦淮河边画舫上冰凉的栏杆。窗外的梅花开得正盛,雪落在花瓣上,白得晃眼,恍惚间竟想起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天,班主把我从姨妈手里接走,塞给我一身浆洗得发硬的戏服,说:“以后你就叫陈圆圆,好好学戏,才有饭吃。”
那时我还叫邢沅,父母早亡,姨妈家的米缸空得能照见人影。进了梨园,第一出学的是《西厢记》,红娘的唱段我练了三个月,嗓子哑了就含着胖大海接着练,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第一次登台,台下的看客拍着手叫好,银锭子掷在戏台上,叮当作响。可我知道,那些掌声和银钱,不是给“邢沅”的,是给能为他们解闷的“戏子”的。后来我成了秦淮八艳,往来的名士权贵围着我,赞我“色艺双绝”,跟我谈诗论画,送我价值连城的珍宝。有人握着我的手说“此生非你不娶”,可转头就把我忘在脑后,娶了门当户对的官家小姐——他们爱的从不是我这个人,是我身上那点能装点他们风雅的“艳名”。
田弘遇把我带到吴三桂面前时,我正在弹《平沙落雁》。他穿着银甲,身姿挺拔,眼神锐利得像要穿透人,却在听完最后一个音符后,轻声说:“此曲只应天上有。”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或许我能摆脱戏子的命运,能有个安稳的归宿。他把我安置在府中,虽未明媒正娶,却待我格外珍重。他会陪我看夕阳,听我弹琴,甚至在我生病时,亲手为我熬药。我以为日子就能这样过下去,却没料到,乱世的洪流来得这样快。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京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为吴三桂缝一件锦袍。没等锦袍缝完,刘宗敏的人就闯了进来,把我掳走,锁在京郊的宅院里。看着窗外飘扬的大顺旗帜,我抱着那件没缝完的锦袍哭了——我又成了别人的战利品,从一个权贵的手里,转到另一个权贵的手里。后来听说吴三桂在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我既感动又惶恐。感动他竟为我不惜背负骂名,惶恐的是,我又成了世人议论的焦点,成了“祸国”的罪证。
可我心里清楚,吴三桂不是为我。他是大明的总兵,手握三万关宁铁骑,怎会因为一个女人,就轻易背叛故国?他不过是借我这个“由头”,为自己降清找一块遮羞布。那些文人士子更荒唐,他们骂我“红颜祸水”,说我毁了大明的江山,却绝口不提朝堂的腐败、宦官的专权、将士的怯战——毕竟,把亡国的过错推给一个弱女子,比承认他们自己的无能,要容易得多。
跟着吴三桂到云南后,他成了平西王,我成了他的王妃。王府里锦衣玉食,仆从成群,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劝他别再争权,别再打仗,我们找个清静地方,种几亩田,养几只鸡,安稳度日就好。可他听不进去,眼里满是对权力的渴望。他说:“圆圆,等我得了天下,就让你做皇后。”我看着他,突然觉得陌生——当年那个会陪我看夕阳的将军,早就被权力吞噬了。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反清的那天,我在佛堂里落了发,法号“寂静”。每日敲木鱼、念佛经,想把过往的纷扰都忘了。可夜里总做噩梦,梦见北京城里的烽火,梦见流离失所的百姓,梦见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妖女”。有次小沙弥问我:“师父,外面的人都说,您是祸国殃民的罪人,是真的吗?”我摸着她的头,半天说不出话——我这一生,没害过一个人,没夺过一寸土,怎么就成了罪人?
康熙二十八年的冬天,我念经时突然头痛欲裂,昏倒在佛堂里。弥留之际,我仿佛又回到了秦淮河边,画舫上的灯亮着,我弹着《平沙落雁》,台下的吴三桂眼神温柔。只是这一次,我没再觉得委屈,反而觉得解脱——终于不用再做别人的棋子,终于不用再背负那顶“红颜祸水”的帽子,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做回那个没人记得的“邢沅”了。
木鱼声停了,窗外的梅花落了一地。这世间的男人,争着抢着要江山,输了却怪女人;这世间的史书,写满了男人的功过,却偏要把亡国的黑锅,扣在一个妓女头上。若真有来世,我宁愿做秦淮河边一株无人问津的芦苇,风吹不倒,雪压不弯,安安静静地过完一生,也不要再卷入这乱世的纷争,做那人人唾骂的“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