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

惟庸

洪武十三年的秋刀，悬在应天府的上空，冷得让人心头发颤。我站在朝堂之上，听着朱元璋念出我的罪状——“谋不轨、通倭、通虏”，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我早已紧绷的神经上。殿下的文武百官低着头，没人敢看我，更没人敢为我辩解。他们都知道，我胡惟庸完了，可没人记得，我曾是大明开国后的第一任丞相，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左膀右臂”，曾离那权力的顶峰，只有一步之遥。

我生在濠州定远，早年间跟着朱元璋起兵，从一个小小的帅府奏差做起，凭着会写文书、能察言观色，一步步爬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的位置。那时候的朱元璋，还不是后来猜忌心极重的洪武大帝，他常拍着我的肩膀说：“惟庸，你懂朕的心思，办事妥帖。”我知道，要在这乱世里站稳脚跟，光有忠心不够，还得有本事——我帮他整理军务文书，把繁杂的粮草账目理得清清楚楚；我替他安抚降将，让那些归顺的元军将领心甘情愿为他效力；甚至在他与陈友谅、张士诚决战时，我守在后方，确保粮草供应不断，为前线将士免去了后顾之忧。

洪武六年，李善长告老还乡，朱元璋力排众议，让我接任中书省左丞相。那一刻，我站在中书省的衙署里，看着案上堆积的奏章，心里满是得意——我从一个乡下秀才，做到了大明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多少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朱元璋对我越发信任，不仅让我处理朝政，还把册立太子、分封诸王的事务交给我打理。我开始变得膨胀，觉得自己的功劳无人能及，觉得朱元璋离不开我。

我开始独揽大权，官员的升降、奏章的批阅，我常常不请示朱元璋，就擅自做主；那些想要求官的人，只要给我送足够的金银珠宝，就能得到想要的职位；甚至连各部尚书上奏的事情，都得先经过我的同意，才能送到朱元璋面前。有人劝我收敛点，说“伴君如伴虎，太过张扬恐惹祸上身”，可我却没听进去——我觉得自己帮朱元璋打下江山、稳定朝局，享受这些“特权”是理所当然的。

我与李善长的关系也越来越近。李善长虽然告老还乡，可在朝中的影响力依旧很大，他的侄子李存义是我的女婿，我们借着这层关系，在朝中结党营私，把那些反对我们的大臣一个个排挤出朝廷。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因过失被朱元璋斥责，我趁机拉拢他们，让他们为我效力；御史中丞刘基（刘伯温）曾在朱元璋面前说我“擅权跋扈，不可重用”，我便在他生病时，派医生去给他下毒，最后刘基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料到，朱元璋早已在暗中盯着我，我的一举一动，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真正让我陷入绝境的，是“占城国来朝”事件。洪武十二年，占城国派使者来大明进贡，可我却因为忙于处理其他事务，忘了把这件事禀报给朱元璋。直到朱元璋从宦官口中得知消息，他震怒不已，质问我“为何隐瞒不报”。我慌忙辩解，说“是礼部的疏忽，与臣无关”，可朱元璋却根本不信，还下令彻查此事。在查案的过程中，御史中丞涂节突然揭发我“谋不轨”，说我不仅擅自处理朝政，还私通倭寇和蒙古，想要谋反。

朱元璋本就对我独揽大权不满，听到“谋反”二字，更是怒不可遏。他下令抄我的家，结果在我家中搜出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还有一封我写给蒙古王的密信，信中说我愿意与蒙古联手，推翻大明。我百口莫辩——那些兵器铠甲，是我用来防身的；那封密信，是涂节伪造的。可朱元璋根本不给我辩解的机会，他下令将我打入大牢，还株连我的家人、亲信，甚至连与我有过交往的官员，都没能逃过一劫。

行刑那天，我被绑在刑场上，看着围观的百姓，听着他们的唾骂声，心里满是悔恨。我后悔自己太过张扬，后悔自己结党营私，后悔自己低估了朱元璋的猜忌心。我想起自己刚跟着朱元璋起兵时的模样，想起他曾对我的信任，想起自己曾立下的“辅佐君王、安定天下”的誓言，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胡惟庸这一生，从一个乡下秀才做到大明宰相，本该有个好结局，却因为自己的贪权和野心，落得个身首异处、株连九族的下场。

朱元璋杀了我之后，还下令废除了丞相制度，把中书省的权力分归六部，让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说“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我知道，我成了大明最后一任丞相，也成了朱元璋加强皇权的“垫脚石”。

后来，有人说我“谋逆作乱，死有余辜”，有人说我是“权力欲望的牺牲品”。可不管怎么说，我胡惟庸的名字，终究成了大明历史上一个耻辱的符号。应天府的秋风还在吹，吹过刑场的血迹，吹过中书省废弃的衙署，也吹过我那段充满野心与悔恨的人生，最后只留下一声叹息，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