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

玉

洪武二十六年的春风，本该吹绿应天府的柳枝，却吹得锦衣卫诏狱的铁窗格外刺骨。我被铁链锁在墙上，琵琶骨被铁钩穿透，每动一下都疼得撕心裂肺。狱卒送来的“谋反”罪诏，字里行间都是捏造的罪名——“私通北元、擅调兵权、意图弑君”，可他们忘了，我蓝玉是大明的“开平王第二”，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铁血将军，是那个率十五万大军深入漠北，把北元皇室追得丢盔弃甲的征虏大将军。

我生在濠州定远的农家，自小力气过人，舞刀弄枪的本事是在田埂上练出来的。元末天下大乱，我跟着姐夫常遇春投了朱元璋，从一个普通的骑兵做起，凭着敢打敢冲的狠劲，很快就崭露头角。常遇春常跟朱元璋夸我：“玉这小子，打仗不要命，将来定是栋梁之才。”我没辜负这话——鄱阳湖之战，我驾着小船冲进陈友谅的船队，砍断敌军船索，火攻敌舰；攻占大都时，我率前锋部队连夜奔袭，抢先一步拿下城门，为大军开路。常遇春去世后，我接过他的兵权，跟着徐达继续征战，从漠北到云南，从辽东到甘肃，大明的半壁江山，都洒过我的血汗。

真正让我名震天下的，是捕鱼儿海之战。洪武二十一年，北元残余势力仍在漠北作乱，朱元璋派我率十五万大军北伐。那时漠北正值寒冬，黄沙漫天，连向导都迷了路。我顶着风雪行军，夜里靠星星辨别方向，白天靠马蹄印追踪敌军，硬生生在荒漠里找到了北元主力的营帐。凌晨时分，我下令全军突袭，北元军队还在睡梦中，就被明军杀得溃不成军。我亲手擒获北元太尉蛮子、太师哈剌章，还俘虏了北元后主的次子、嫔妃、公主一百余人，缴获的牛羊、兵器更是不计其数。捷报传回应天府时，朱元璋大喜，下旨称赞我“堪比卫青、霍去病”，还封我为凉国公，赐我免死铁券。

那时的我，风头无两。上朝时，朱元璋会亲自赐我座；宴席上，他会把自己的御酒分给我喝。我开始变得骄傲，觉得自己功劳盖世，连朝廷的规矩都敢逾越——我在军中擅自提拔亲信，把不服从我的将领贬去守边疆；回京时，我让士兵打破喜峰关的城门，说“凉国公回朝，难道还要等开门”；甚至在朱元璋面前，我也敢直言不讳，说“陛下赏的官太小，臣麾下的将士该封更高的爵位”。有人劝我收敛，说“功高震主，恐惹祸上身”，可我却没听进去——我跟着朱元璋出生入死，流了那么多血，享受这些荣华富贵，难道不是理所当然？

我没想到，朱元璋对我的容忍，早已到了极限。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年纪小，性格软弱，朱元璋担心自己百年后，手握重兵的功臣会威胁到皇太孙的皇位，便开始暗中筹划清除功臣。而我，因为功高盖主、性格张扬，成了他第一个要除掉的目标。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突然告发我“谋反”，说我计划在朱元璋出宫耕藉田时，发动兵变，夺取皇位。朱元璋立刻下令逮捕我，还派人抄我的家。在我家里，他们“搜出”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还有一封我写给北元的“密信”——这些都是伪造的，可朱元璋根本不给我辩解的机会，直接把我打入诏狱，用最残酷的刑罚折磨我。

狱中的日子，生不如死。他们用烙铁烫我的皮肤，用夹棍夹我的手指，逼我承认“谋反”的罪名。我忍着疼，大喊“我蓝玉一生忠君报国，从未谋反”，可回应我的，只有狱卒的冷笑和更重的刑罚。我想起捕鱼儿海之战时，我率大军冲锋陷阵，北元军队望风而逃；想起朱元璋赐我免死铁券时，他说“朕绝不会负你”；想起我的妻子、儿子，他们还在府里等我回去——可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最终，我被判处“剥皮实草”之刑。行刑那天，应天府的百姓围在刑场周围，看着我的皮被一点点剥下来，里面塞满稻草，挂在城楼上示众。我的家人、亲信，甚至连我麾下的将领，都被株连处死，前后共杀了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还下旨，把我的罪状写成《逆臣录》，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谋反”的下场有多惨。

我蓝玉这一生，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大明的凉国公，靠的是战场上的拼杀；可我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却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和朱元璋的猜忌。我曾以为，只要对大明忠心，只要有赫赫战功，就能安享荣华富贵，却忘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后来，有人说我“骄横跋扈，死有余辜”，有人说我是“皇权斗争的牺牲品”。可不管怎么说，我蓝玉的名字，终究成了大明历史上一段血腥的记忆。应天府的春风还在吹，吹过城楼上那具“剥皮实草”的躯体，吹过刑场上未干的血迹，也吹过我那段充满荣耀与悲剧的人生，最后只留下一声叹息，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