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出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世誉为“诗圣”，其诗作因全面反映盛唐转衰的社会风貌，被称为“诗史”。他的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历经人生苦难，却始终心怀家国与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沧桑，用诗歌铸就不朽精神，最终在贫病交加中陨落，却为华夏文明留下了震撼千古的文学丰碑。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担任县令，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幼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史载其“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少年时期便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十五岁时已在洛阳文人圈中崭露头角，常与名士宴饮唱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青年时期的杜甫胸怀壮志，渴望通过仕途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二十岁后，他开始漫游四方，先游历吴越之地，登泰山、游齐鲁，写下《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名句，尽显少年意气与豪迈情怀。这段漫游生涯让他见识了山河壮丽，也体察了民间疾苦，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赴长安应试，却因权相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阴谋而落第。此后十余年，他滞留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困顿生活，多次投诗权贵求荐，却始终未获重用。这段时期的艰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官场的黑暗与底层百姓的苦难，诗作风格逐渐从早年的豪迈转为沉郁顿挫。《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皆作于此时，前者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揭露战争的残酷，后者以辛辣笔触讽刺权贵的奢靡，字字句句饱含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才获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一微末官职，负责看管兵器仓库，此时的他已四十四岁，壮志消磨，满心悲凉。

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杜甫的人生轨迹。天宝十五载（756年），叛军攻占长安，杜甫被俘押往长安，亲眼目睹都城沦陷后的残破景象，写下《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沉痛诗句，道尽国破家亡的悲痛。不久后，他冒险逃离长安，投奔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肃宗，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段仕途经历让他对官场彻底失望。离任途中，他亲眼目睹百姓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创作出“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不朽名篇，以纪实笔法刻画了战乱中底层百姓的血泪人生，成为“诗史”的核心代表作。

乾元二年（759年），关中大旱，杜甫弃官西行，辗转前往成都。在友人严武等人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营建了草堂，过上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这段时期，他的诗作虽仍饱含忧国忧民之情，却也多了几分田园生活的闲适，《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以细腻笔触描绘春雨的生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在自身困窘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尽显悲天悯人的情怀。严武病逝后，杜甫失去依靠，被迫离开成都，沿长江东下，辗转于夔州、江陵、岳阳等地，晚年的他贫病交加，居无定所，却依旧笔耕不辍。在夔州期间，他创作了《登高》《秋兴八首》等巅峰之作，“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道尽一生漂泊的凄凉，“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饱含对故乡的深切思念。

大历五年（770年），杜甫在由潭州前往岳州的船上病逝，享年五十九岁。相传他临终前仍在吟诵诗作，最终在孤舟中溘然长逝，身后萧条，甚至一度无人安葬。杜甫一生留下一千四百余首诗歌，其作品真实记录了从盛唐到中唐的社会剧变，涵盖战乱、饥荒、民生疾苦等诸多主题，被誉为“诗史”。他的诗歌艺术造诣极高，兼具沉郁顿挫的风格与精湛的格律技巧，对后世诗歌发展影响深远，与李白并称“李杜”，被尊为“诗圣”。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游子，到困顿失意的长安寒士，再到颠沛流离的乱世诗人，杜甫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苦难中坚守初心的传奇。他以诗歌为镜，映照时代沧桑；以笔墨为炬，传递人间温情。尽管一生饱经磨难，他始终未改“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其诗作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成为中华文化中永不磨灭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