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天气几乎总是晴朗的。鹤彤每天跟着父亲陈砚一同出门,乘车前往学校。
这天下午,初一三班迎来了第一节生物课。老师是位皮肤黝黑的高个子女性,看上去才从大学毕业不久。台上,她正讲解着植物的结构;台下,鹤彤的思绪却又飘远了。
回忆将她拉回小学时代,眼前闪过毕业照片的片段。她依稀记得旁边配着一行字:“我是来打酱油的”——那话本是形容别人,可此刻,鹤彤坚信那简直就是在说自己。
“这位同学。”生物老师走到她桌前,问道,“种子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她根本没听清问题,依旧沉溺在回忆里。很快,思绪又从小学跳回今天上午——班主任(兼任语文老师)在课上说道:“有些女生说话声音小得跟苍蝇似的。”前排一位男生立即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鹤彤一眼。
有人小声提醒,才将鹤彤的注意力拉回课堂。生物老师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鹤彤没有站起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喃喃道:“我不是不会……是不敢说……”生物老师进一步询问原因,她突然指着前桌的男生,声音带着颤抖:“怕他!就怕他!”
全班愕然。前排那男生张大嘴巴,脱口而出:“啥?不至于吧!”
一听这话,鹤彤气得简直想把笔丢到他身上,大喊:“怎么不至于!我招你惹你了,你这样针对我?”可她终究只是沉默。生物老师愣了一下,无奈地安慰几句,便继续讲课了。
课间休息时,班主任来到教室,提起近日食堂有高年级学生抢夺低年级同学饭菜的情况,要求大家就此写下自己的看法。
这事从未在鹤彤身上发生过,她也从未留意过。她怔怔地对着稿纸,最终只能把班主任的描述原封不动地抄了一遍,末了添上一句:“我真的没看见这事。”笔尖顿了顿,她又把“没看见”划掉,改成了“不知道”。
当班主任看到她那几乎空白的稿纸时,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接着是政治课——这是进入中学后才接触到的新科目。老师是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这节课,她让同学们描写班里的一位同学。
鹤彤左看看,右瞧瞧,不知道究竟该写谁。她甚至不确定,描写里该不该加上形容词。很快,她的注意力就涣散了,笔尖无意识地在课本边缘游走,勾勒起《猫武士》里的角色。她内心纠结不已:到底该画火星,还是画灰条?
结果可想而知,她成了全班唯一一个没交作业的人。其实,这样的事从小学时她就常干。毕竟在她心里,既然交了作业,若是错了照样要挨批,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交。
傍晚的食堂人声鼎沸。鹤彤端着餐盘,在角落里找到一个空位。她的盘子里只有孤零零一勺土豆丝,旁边的米饭被筷子拨出了一个小坑。
她的筷子拿得很靠下,手指别扭地缠在一起。她专注地、慢吞吞地挑拣着土豆丝里的每一片辣椒,仿佛在进行一项精密的工作。
同桌的女生很快吃完了,一边收拾餐具,一边用她刚好能听见的音量“低声”议论:
“看她那样,吃饭都吃不利索。”
“听说到了初二要军训,得集体吃住呢……”
“她这个样子,到时候可怎么办啊?”
话音落下,几个女生交换了一个混合着怜悯与看热闹的眼神,嬉笑着离开了。
鹤彤握着筷子的手停顿了一下。初二,军训。这些词像沉重的石头压下来。
她没有办法回答“怎么办”,于是只能更专注地挑拣起来。仿佛只要把盘子里的辣椒全部挑干净,就能一并解决掉那个未知的未来。
回到家里,她放下书包后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写作业。然而不知怎地,她总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陷入纠结。
此刻,她正对着语文课布置的习字作业较劲,仿佛强迫症发作。每一个笔画的角度,每一个字的间距,都成了她必须攻克的堡垒。
只要有一笔没达到她心中模糊的“完美”标准,她就立刻用透明胶带将薄薄的作业本粘出一个小洞,再对着那个补丁继续较劲。时间,就在这反复的涂抹与修补中,被白白消耗了。
在鹤彤与习字作业搏斗了一个多小时后,母亲尹智音推门进来。她看到女儿面前摊着的还是那页习字,而时钟已指向晚上八点。
智音的焦虑瞬间被点燃:“鹤彤,你一个晚上就在跟这几个字较劲?你的数学呢?预习复习都做了吗?你们班主任今天在群里说了,数学单元测就在下周,你怎么一点紧迫感都没有?”
尹智音“你是不是又在用‘写完美’当借口,逃避那些你真正不会的科目?”
鹤彤听了,又羞又恼。她何尝不知道,母亲说的都是对的?而现在,她只是将习字本默默收起来,拿出下一科的习题,直勾勾盯着上面的题目,不知该用哪种思路作答。
这时,陈砚被动静引来。他没有多言,沉默地站在门口,忽而走上前拿起女儿的作业本看了看——好些错题都没给订正。
陈氏夫妇从来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女儿因为遗漏太多,加之对个别科目的畏难心理,导致其越来越跟不上,也不敢提问……
而鹤彤甚至觉得,预习复习不是作业。只要是抄写以外的,她总会边对照书或笔记本边往练习册上抄——稍微变换一下,便抓瞎了。
房间里最终只剩下鹤彤一个人,台灯的光晕圈住她小小的身影。她把脸埋进摊开的数学练习册里,冰凉的纸张贴着她的皮肤。
外面传来父母刻意压低的、模糊的交谈声,每一个音节都像石头一样砸在她的心上。她维持着这个姿势,很久都没有动。
中学时代的夜晚,总是这样,开始于一场兵荒马乱,结束于一片无声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