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那间茶室，是因为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
老街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我抱着湿透的素描本和电脑包，狼狈地站在那扇老木门前，犹豫着是否要踏进那片过于洁净的天地。门楣上的铜铃随着我推门的动作发出清响，像是敲在心上。
他从柜台后抬起头。穿着深灰色的棉麻上衣，眉眼在暖光下显得格外淡泊。没有询问，没有客套，他只是默不作声地倒了杯热茶推过来。
“暖暖。”他说。
就两个字。茶汤的热度透过瓷壁熨帖着我冰凉的手指，那股带着清苦回甘的暖流顺着喉咙滑下，连紧绷的神经都松弛下来。那杯茶，和那两个字，我记了好多年。
后来，我成了这里的常客。自由插画师的工作让我能在任何地方创作，而这里恰到好处的安静填补了我创作时的孤独。煮水声，翻书声，他摆放茶具的轻响，都成了最好的背景音。
我们很少交谈。他泡茶，我画画。阳光透过木格窗，在他手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执壶的姿态有一种禅意般的稳定，偶尔抬头看他，会觉得他像这茶室的一部分，沉静，恒久。
直到有一天整理画稿时，我才发现自己画满了一整个素描本的他——低头的脖颈线条，擦拭茶杯时专注的侧脸，望向窗外时微颤的睫毛。每一笔都是无意识的积累，每一划都是心思的泄露。
那天打烊后，我把素描本推到他面前。看着他低头一页页翻看，时间慢得令人心慌。良久，他抬起头：
“你画错了我。”
“哪里错了？”我的心悬在半空。
“我没有这么好。”
我伸手，指尖轻轻碰了碰他的眼角：“有，你就有。”
他没有躲开。桌上的茶凉了，谁也没想起要续。
后来我搬进了茶室楼上的小房间。生活自然而然地重叠。清晨他轻手轻脚下楼准备开店，深夜他为我留一盏灯、温一壶茶。他会在我的马克笔堆里放一杯温水，我渐渐能准确说出他今天泡的是岩茶还是普洱。
有时从画稿中抬头，会发现他正在看我，目光安静如水。我们会相视一笑，然后继续各自的事情。那时我天真的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安稳的过一辈子。
直到收到那封邮件。
我真的很心动，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太难得了，但我放不下他，我想知道他的想法。
“是一家很好的出版社，美术总监。”我把邮件给他看，“三年合约，结束后可以自由选择合作方。”
他正在泡茶，手稳得一如既往：“你想去吗？”
“机会很好，”我看着他，“但我可以拒绝。”
茶水注入杯中，声音轻柔。他放下壶，推过茶杯：
“你应该去。”
意料之内的回答，但我还是感觉心里塌了一块。
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的根还在漂泊，还在找适合的土壤，而他的根早已深扎在这间茶室。
很快就到了我要走的那天，他送我去机场。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在快要过安检的时候，我不由得回了头，看见他还站在原地，身形笔直如松。突然想起自己从未画过他的背影——因为他总是舍不得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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