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老陈端着杯菊花茶走进来，搪瓷杯上印着“香港大学1980”的字样：“阿岚同学，你这是要把董先生的笔记翻烂啊？上个月你借的《夏代遗址调查报告》，还是我从库房的木箱里翻出来的，上面都长霉了。”
阿岚接过杯子，指尖碰到温热的搪瓷：“谢谢您，这些笔记里有很多细节，比后来出版的书全——您看这里，董先生记的甲骨出土时的土层颜色，比教科书里写的详细多了。”
“可不是嘛，”老陈靠在书架上，手里转着一串佛珠，“1993年了，年轻人都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像你这样愿意啃老资料的，少见喽。”
阿岚没说话，只是重新低下头。她知道，1993年的港岛，人人都在谈论回归后的生意，谈论股票和房地产，几乎没人在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但那些刻在骨头里的文字，是华夏的根，和她这个人一样存在了太久太久，比起那些新鲜发展的东西，她和这些古旧的东西，才更像是同类。
原本还打算进娱乐圈，现在也没这个心思了。能不能遇见师兄，就要看他们之间的缘分了。
晚上，圆满带来了吴敏行教授的约见。
周五下午，阿岚如约来到港大附近的“老时光”咖啡馆。木质门楣上挂着盏煤油灯样式的电灯，里面摆着十几张红漆圆桌，1993年的港岛，这样的老式咖啡馆已经不多见了。
吴敏行教授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摞用麻绳捆着的文件夹，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白了些——他刚从南京来港，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袖口还沾着些火车站的煤烟。
“阿岚，你来了。”他招手，声音沙哑，带着南京口音，“跟张爷爷聊了一上午，他老人家哭了好几次，我嗓子都哑了。”
阿岚坐下，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里面装着一沓港币现金，用橡皮筋捆着，还有一张手写的便签，上面是日本学者的联系方式。
阿岚：“吴教授，这是您要的经费，还有我托香港日本文化协会找的学者，他说可以帮您查当年的日军日记，但要等下个月才能回信。”
吴教授拿起信封，却没打开，只是盯着阿岚：“你又匿名捐钱，还帮我找关系，1993年的港岛，大家都忙着赚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虽然与这个学生的交集不多，但最近金融板块和街边小报对她可是相当的青睐。
阿岚搅动着面前的柠檬茶，玻璃杯子上印着“可口可乐”的标志——1993年的港岛，瓶装饮料还不普遍，大多用这种玻璃杯。
她想起去年偶然见到吴教授的场景：历史系的讲座上，吴教授拿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老人的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这些疤痕会消失，但历史不能忘，”吴教授说，“1993年了，还有日本人说‘南京事件是误会’，我这辈子，就是要把真相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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