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讲座结束后，阿岚找到吴教授，说想资助他的取证工作。吴教授一开始不肯，说“我不能拿不明不白的钱”，直到阿岚说：“都是中国人，只有这一个理由。我想让世人知道当年的真相，也要帮那些没来得及说话的人。”
此刻，吴教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照片——黑白的，边缘有些磨损，照片上的白发老人手里拿着个缺口的瓷碗。“这是张爷爷，今年92岁了，”他的声音哽咽，“1937年冬天，日军闯进他家，杀了他爹娘，还把他六岁的妹妹扔进井里——这个瓷碗，是他妹妹的，现在成了唯一的念想。”
阿岚看着照片，指尖微微发颤。经历过太多的事，如此这般惨绝人寰的记忆还是仅有的，心底的疤痕从来就没有愈合过。
“现在取证越来越难了，”吴教授叹口气，从包里掏出个录音磁带，“张爷爷的证词，我用录音机录了三盘磁带，但还有很多幸存者走不动了——上个月去东京，想查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作战日记，被他们以‘军事机密’为由拒了，连复印件都不给。”
“我再想想办法。”阿岚说，语气坚定，“我让陈默去联系香港的律师，看看能不能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施压——1993年了，总不能让他们一直把真相藏着。”
吴教授看着阿岚，眼眶红了：“阿岚，谢谢你。1993年的港岛，大家都在谈生意、谈回归，没人在乎几十年前的事，但我总觉得，那些死去的人，不能白死。”
“我明白。”阿岚点点头，目光落在窗外的港大校门——1993年的校门还是石质的，上面刻着“香港大学”四个繁体大字，“就像我们研究夏商史，要从甲骨里找真相一样，这段历史，也需要有人记下来——不然，再过几十年，可能真的没人记得了。”
两人又聊了一个多小时，从幸存者的住址，到日军档案的线索，再到如何把证词整理成书稿——吴教授说得很细，连每盘磁带的录音时长都记在笔记本上，阿岚则在便签纸上写下要做的事：联系香港的印刷厂、找懂日语的学生翻译资料、帮张爷爷订来港的火车票。
离开咖啡馆时，天色已经暗了。阿岚走在港大的小路上，路灯是老式的钠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周一上午，阿岚正在特藏室整理甲骨拓片，突然，老陈敲门进来。
老陈：“阿岚同学，你的助理圆满说有位李先生找你，李氏集团的，叫李明远。”
阿岚愣了一下，随即想起上周李敬棠的名字——1993年的港岛，李氏集团是做纺织起家的，近几年才涉足房地产，是商界的老派势力。
她皱了皱眉，圆满都没有拦住，看起来韧性相当大了：“谢谢陈叔，我去看看。”
楼门口，李明远穿着一身阿玛尼西装，袖口别着金色袖扣，手里拿着个烫金礼盒，与周围的旧书格格不入——1993年的港岛，留学回来的年轻人都喜欢穿名牌，彰显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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