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太宗

地方官制

与中央两面官制相适应，辽太宗在地方上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契丹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地区实行州县制，采取"蕃不制汉、汉不治番、蕃汉不同治"的统治政策。辽太宗对辽朝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一系列调整，标志着辽朝"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确立。 [61]

多京制度

会同以来，辽太宗根据疆域广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民族关系复杂等情况，还实行“分京而治”的政策。“分京而治”是辽太宗在政权建设上的又一个创举。与改革吏治同时，太宗"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 [60] 。上京、南京和东京，分别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契丹人和以封建农业经济为主的汉人与渤海人的聚居中心。后来，“圣宗（建）城中京，兴宗升云中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辽朝以五京为中心，把全国划分为五道，管辖"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分京而治"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原则，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在辽朝历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又为金朝所继承和发展。 [61]

重用汉臣

辽太宗时期，更加重视借助汉族士大夫的经验，推行汉法，治理国家。韩延徽在太祖时任政事令，"中外事悉令参决"，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辽太宗继位后，仍以韩延徽“为政事令”，幽云地区入辽后，"改南京三司使"，让他在南京管理财政。韩延徽之子韩德枢，也深受辽太宗赏识，未及冠，就授"左羽林大将军，迁特进太尉"。东平府闹灾，他前往安抚，到东平后，"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 [62] 。赵思温也是太祖时的功臣，太宗时任南京留守、节度使等要职。太宗改元会同后，"公卿百官皆仿中国，并参用中国人"。更广泛地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加政权。例如，赵延寿降辽后，太宗先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 [63] 。会同初，又"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赵延寿自然是感恩图报，积极为契丹治理幽云地区效力。会同六年（943年）伐晋，延寿为先锋，多次立功。太宗"尝许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以故摧坚破敌，延寿常以身先"。 [63] 赵延寿最后虽未做成皇帝，但也因功进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等职。

实行科举

为了从汉族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会同以后，太宗还在幽云地区开始实行中原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以吸引汉族知识分子为辽朝效力。《辽史·室昉传》记载，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册礼，诏日方知制诰，总礼仪事"。《宋史·宋琪传》记载，宋琪"少好学，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琪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穆宗）侍读，时天福六年也"。天福六年（941年）即会同四年，由此可见，"辽朝在会同年间已开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