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太宗

汉族

辽朝建国前，汉族的居住范围除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外，还包括辽西以及西北的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汉族对于辽政权来说已成为仅次于契丹的支柱性民族，因此对汉族统治政策的重要性也就远超对奚、渤海等民族，是辽朝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事。契丹贵族频繁发动对中原的战争，以掠夺人口和财富。天显九年（934年）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天显十年（935年）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泺，遣拽剌化哥、窟鲁里、阿鲁扫姑等捉生敌境” [67] ，“向者有汉地诸色人员随契丹北，未能归还，去国离乡，益加悯念，其本人骨肉仰所在存恤，倍加安抚。 [83] ”

自幽云十六州成为稳定的辽朝领土后，汉人数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该地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为巩固其统治，导致了对汉族法律地位的第一次确认，伴随北南面官制的确立，在对汉族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随意处置。但是，对契丹族的管理仍与汉族不同，“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 [84] ，“蕃氏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 [85] ，用传统的草原习惯法去治理契丹族，而在统治汉族和渤海族的时候，则借鉴中原王朝已经成熟的法律行事，“蕃（法）不治汉，汉（法）不治蕃，蕃汉不同治”。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汉族的法律地位比从前有了提高，得以用“汉制”来对待，但地位仍然低于契丹人，即刑罚“轻重不均” [86] 。

外交

对高丽

渤海灭亡后，高丽一改先时支持辽朝征伐渤海的态度，反而做与渤海遗民同仇敌忾之态。面对高丽对待辽朝态度如此巨大的转变，辽太宗不可能毫无察觉，但既然双方并未宣布断绝往来，高丽亦未尝公然发难，辽太宗便对高丽诸多动作故作不知，依旧时常遣使入高丽以示友好。天显十二年（937年），“九月辛未，遣使高丽、铁骊”。 [67] 在这次遣使之前，铁骊于太宗朝仅有两次朝贡。会同元年（938年）冬，后晋遣使为太后及辽太宗上尊号并以“燕云十六州”图籍来献。次年正月，辽朝“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 [60]

会同五年（942年）六月，后晋高祖去世，石重贵继位，一改以往事辽态度，称孙不称臣，辽太宗始有南伐之意。为顺利攻晋，辽太宗特遣使高丽。其意一在试探，盖因高丽曾欲联晋攻辽，故遣使探听二者是否仍有联合之意；其二在安抚，“遗橐驼五十匹”，因高丽与后晋素来交好，高丽事后晋甚恭，辽欲南下攻晋，须提防高丽于东方声援后晋，于辽东造衅。然而高丽的反应则出乎意料地激烈，将橐驼饿死，使者流放，辽丽之间的交聘关系至此亦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