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王四

感悟：

故事背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下乡潮，以第一人称方式进行叙述。知青下乡仿佛是一种政治正确，秉持正确就可以抹杀错误。其实每个年代都是如此，大部分人簇拥着唯一正确，因为不经思考的信仰是最轻松无成本的精神力支撑。

于是思考者的思想也毁于一旦，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所以肖疙瘩从守护的角色迷茫地转变为沉默地伤害的角色。思想是立人之本，于是，他活着，但他也死了。树王倒了，树王死了。立足于根本的精神力不复存在就注定了一个人的湮灭。但就算在现如今也一样——不是每个人的立足之本都是允许正确地存在的，往往扼杀于时代的正确局限性。

小说随“我”这个下乡接知青的第一人称叙述角度展开故事。肖疙瘩作为主人公，却很少有内心独白，他形象的界定基本来源于“我”的观察。知青们的闯入，是打破传统的开始。李立将树王作为封建迷信的标志，不管劝阻决心将它砍掉。单从破除迷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忘记了“过犹不及”。树王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主体，肖疙瘩作为守护者，却无奈加入知青们的队伍，亲手砍掉他的精神支柱；如同被政治的洪流裹挟而不得不加入讨伐队伍的那个时代。他顺应主流的思想，却因此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根。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树王倒了，他这个“树王”也随之倒了。平淡的叙事风格使得一些难以言喻的情感在故事的发展中迸泄出来，如同冰川融化时的巨响。树王的倒下，带给环境，带给人的创伤，永远醒目，再难被掩盖和抚平。

在要不要砍树王时，李立说“就是要砍倒，这些地方，完全可以种有用的树。”这种实用主义的论调又让我想起了《庄子·人间世》中社树的自白：“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

《树王》那个年代似乎过于重视眼前的有用与无用，植树有用、野树无用；生产有用、文化无用。这种激进的实用主义论调似乎绵延至今，形成了“文科无用”“文人最反动”的论调。

也许树王就是文学学科吧。它巍峨但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它碍事，它被烧掉的时候很壮美；它不在了，似乎对绝大部分人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肖疙瘩会因此而死。

山不容人，天不容伪。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第一遍《树王》看的是肖疙瘩阻拦李立那段情节的节选版，误以为是全部；直到结课周再看一遍老师布置的阅读材料，才发现《树王》篇幅虽长，但概括起来，我看的那段节选竟已是全部。

《树王》之中各有各的立场和苦处。肖疙瘩要保树精，李立要砍树王，支书从中斡旋，知青犹疑不忍，没有对错的分别、只有理念的不同。五四以来，某种类似于“文化进化”的论调潜藏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似乎新事物一定优于旧事物，新生一定诞生于毁灭当中。然而文化的发展真是线性的吗？在薄古厚今的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一些厚古薄今的情怀，不至于被工业化的引擎强拉着向前、一去不复返呢？

李立这个角色大概是不讨喜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偶尔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李立是时代的牺牲品，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他的所作所为都在体现着他被那个时代洗脑了。李立固执地想要砍掉巨树，在他看来，倒的不仅仅是树，而是旧的观念。他相信不破不立，也相信人定胜天。

在李立的视角里，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观念的。他的身上有一种因为自己的思想觉悟而自豪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自恋。李立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拥有改变的权利，事实上，他被自己引以为傲的思想所禁锢、所控制，逐渐走向偏执，甚至疯狂。他是时代悲剧的体现。

可当我转过头来反思自己时，我又何尝不是李立？我所讨厌的东西，就是那棵“巨树”，而拥护它的信徒，又何尝不是“肖疙瘩”呢？在我的眼里，拥护我讨厌的东西的人愚蠢至极，而在李立眼中，肖疙瘩同样陈旧迂腐。当“巨树”被砍倒的那一瞬间，李立发癫般地到处炫耀，当我讨厌的东西消失的那一天，我又怎么能保证不会落井下石呢？当我处在这个时代的滚滚浪潮之中，我从未察觉自己就是李立，可当这个疯狂的时代结束时，后人再审视这段过往，又有谁不是李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