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官员确实是这样，但是很多都是主将干死了，很多下属就直接投降了，或者是很多抗清后代，很多都承认了清朝统治，在清朝当官了。
我会列举投降清朝的农民军队和和明军:
农民军:
1.清军与李自成军潼关之战，李自成军战败，守潼关的农民军将领马世耀被迫投降（此处历史记载是有争议的，有的记载是诈降）。
2.阿济格让新任命的保德州总兵官降将唐通招抚了河堡营、唐家会下营、黄甫川、清水营、木瓜园、孤山镇、永兴、神木、大柏油堡、柏油堡、葭州（佳县）等处农民军余部，皆归服清朝。——出自《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97页。
3.榆林总兵官王大业，差人招抚了自响水至宁塞等十一营堡，“俱倾心迎降”。惟有榆林守将高一功，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坚拒相抗”，拒不投降。——出自《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69页。
4.宋献策和左光先等都投降了清朝。——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宋献策”，另见《清世祖实录》，卷40，5页。
5.丞相牛金星父子也投了清军，其子牛佺（或铨）后被委任为黄州知府，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得到清政府的保护，安度晚年至死。——出自《清世祖实录》，卷45，12页。
6.1645年5月初，大顺军兵败，大顺军将领白旺被部下王体中杀死，王体中率领部众向阿济格投降，被授予副总兵官职。
7.顺治二年三月留守荆州的大顺军裨将郑四维把大顺政权荆州防御使孟长庚杀死后，向清朝投降。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十。
8.李自成的三弟、原大顺政权磁侯刘芳亮、田见秀、义侯张鼐、武阳伯李友、太平伯吴汝义在彝陵口带领部众五千余人向清军投降。
9.9.张鼐被李自成封为义侯，在《李自成》（姚雪垠的小说著作）里，被刻画成一位英武的小伙子，他真应该像小说里一样战死，他和慧梅的那段爱情也让人慨叹。想不到，他竟然和郝摇旗带着四万马步官兵向清军投降了。
10.田见秀在《李自成》（姚雪垠的小说著作）里被写成出家了，其实是“八月十四日，招李自成下泽侯田见秀，报马步兵七千”，向清军的佟养和部投降了。
11.刘芳亮是李自成的磁侯，潼关分兵突围的时候，他因为失了高夫人竟然急得要自刎，令人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想不到，他也带着一万马步官兵投降了。
12.12.光山伯刘体纯报马步官兵三万，太平伯吴汝义报马步兵两万，差游击丘士通前来投顺，剩下还有王进才带着七万多人，牛万才带着四千多人也都向清军投降了。
13.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间，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派部将吴之茂往陕西向豪格提出投降。
14.顺治十四年，孙可望降清。
15.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白文选投降清军，计官员499员、兵丁3800余人、家口7000余口，共11299人，马3260匹、象12只。
16.高启隆，大西军将领，南明时受封宜川伯，1659年五月以兵两千自丽江降清。
17.大西军将领叙国公马惟兴、淮国公马宝、将军塔新策、汉阳王马进忠的儿子马自德、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启隆等带领兵马六七千人撤到滇西北鹤庆、剑川、丽江、兰州（今云南省兰坪县南）一带，先后向清朝投降。——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川陕总督李国英“为恭报恢复成都日期并追剿逆贼情形事”揭帖，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18.大西军怀仁侯吴子圣于十二月初一日在永昌府（今云南保山）投降清军。——《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19.1659年（顺治十六年）闰三月间，大西军明庆阳王冯双礼率部领逃到四川建昌，由于部将德安侯狄三品等反叛，活捉冯双礼向清军投降，连同冯双礼的“庆阳王”金印、“大将军”金印、金册、敕书一张、一并献给三桂。。——《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20.贺九义被李定国杖杀后，他的部下深为不满，“贺营官兵鼓噪逃出降清”。
21.顺治十七年正月，明征蛮后将军杨武收得染瘴身死的广昌侯高文贵部卒三千余人向清军投降。
22.顺治十七年五月，咸阳侯祁三升率领孟津伯魏勇之子魏君重、总兵王有功等兵员七千九百余人、马一千三百余匹、象三只降清。
23.顺治十七年降清的还有岐山侯王会、总兵杨成、赵武、史文、邓望功等率众四千一百余人，杨武伯廖鱼领兵六百名。
24.李嗣兴带领官兵及家属一千二百余人降清后，清廷授与李嗣兴都统品级，后来曾任清朝陕西宁夏总兵等职。
25.刘文秀的世子刘震等领兵归附清朝。
26.李定国之子李嗣兴的表弟马思良与总兵胡顺都、王道亨一起归顺清朝。
27.艾能奇的儿子艾承业也投降清朝，之后在清朝大展宏图升官发财。
28.顺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原南明副将孙崇雅、游击陈报国、郭之芳、张玉、叶世先、张应虎等，携部队两千余人，自南甸来降。
29.顺治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南明叙国公马惟兴、淮国公马宝与将军塔新策、李贵、焦宏曹、贺天云、曹福德、单泰征等人携众4 337人、马1 471匹，从澜沧江以外前来投降。
30.顺治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马自德率部投降清军。
31.顺治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南明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启龙，总兵刘镇（正）国、都督佥事王朝钦，各率2 000余人、马3 000匹，从丽江边外来降。
32.怀仁侯吴子圣、孟津伯魏勇袭、永昌侯张应井、岐山侯王会、总兵杨成、赵武、邓望功、万致元、王敬、韩天福、王朝兴、旷世宰、胡九鼎等率众4115人降。
33.顺治十六闰三月十八日，南明延长伯朱养恩、总兵龙海阳、副将吴宗秀原受李定国之命，守四川，而今南明大势已去，他们带领三千人，从四川嘉定，出建昌，千里迢迢来云南归降。《清世祖实录》，卷125，30页。
34.顺治十六闰三月，白文选部将王安等从建昌来降，献出白文选的“荡平大将军”金印。
35.顺治十六年九月末，将军刘启明率官吏90人、兵3 896人、马2 200匹、象4头从腾越边外来降。还有陈建、郝承裔等也来投降。
36.总兵杨武带领□兵共3400余人，家口共7500余人、马一千□百八十匹、象4头并官印4颗、敕扎69张来清军投诚。
37.游击胡国才率兵400余人、印防14颗来清军投诚。
38.副将孙崇雅等及兵七八百余、家口700余来清军投诚。
39.阳武伯廖鱼带将士690余人、家口690余人、马150余匹、官防印6颗、敕扎88张投诚。
40.总兵王然、李景瑜等人带领所部900余人、家口800余人、关防印1颗、扎70张投诚。
41.总兵何起龙等带领所部730余人、马120匹、关防印6颗投诚。
42.成阳侯祁三升、孟津伯魏勇等带部属、家口7900余人、马1340余匹、象3头、金银铜印12颗、敕谕扎89张投降。
43.公安伯李如碧等，各带家口将士6600余人、马1960余匹、伪金银铜印共16颗、敕扎236张来清军投诚。
44.副将丁仲柳带所部与家口500余人、印防4颗、谕1张、马56匹、象1头投诚。
45.1663十月，据守长江南岸施州卫（今湖北省恩施）一带的荆国公王光兴降清。
46.1664年，永历朝委派联络夔东各支义师的最高官员总督部院毛寿登降清。
47.原大顺军旧部高级将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等人在1664年二月间带领部众向清军投降。
48.马重僖、王光兴、贺道宁等人投降。
②.明朝主要投降人物:
③.明朝遗民方面的思想变化:
我承认清军入关之后，确实是有很多不肯投降，要么自杀，要么引入山林的臣子。
至于战死，有是有，但是太少了，卢象升就是一位，但是他死后也确实是挺惨的。
至于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还是因为清军入关的时候制度还不完善，清朝初期存在着很严重的弊政，且清军入关，一开始的很多读书人都带着很多的蛮夷情绪，但这一现象随着圣人君主的出现而随之结束。
但进入康熙年间，某些「反清义士」或者「明朝遗民」也开始承认清朝的合法性了。
康熙年间，汉族的文化名人、儒学家，也认为康熙皇帝继承了「二帝三王」的正统。所谓「二帝三王」，就是尧、舜、禹、成汤、周武王。这显然是肯定清朝属于中国正统的。
康熙为了笼络汉族知识份子，康熙皇帝一直推行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治国，弘扬「汉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换来了当时汉族知识份子对清朝合法性的认同。
在康熙时期。圣祖亲政后，以明制为蓝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构建，大凡科举之制、赋税、刑法之制以及民族政策等方面，皆有所厘定③。这样，圣祖以儒家理学为统治思想就有延续汉文化道统的意味，治统已立，道统在续，治统、道统也就合而为一了，这正是汉族士人所梦寐以求的，对于遗民们的文化情怀更是极大的安慰，自然会增强遗民士人对清廷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如理学儒臣魏裔介于康熙十二年谓：“皇上亶聪作哲，允接二帝三王之正统，诚万世斯文之幸也。”④张玉书云：圣祖“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⑤。甚至明遗民也对圣祖作如是观了，如黄宗羲称颂圣祖为“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的“圣主”⑥、“圣天子”⑦，其统治为“王道”⑧，认为：“圣天子崇儒尚文，诸君子振起以复盛时人物。”⑨“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而益重乎？”看得出，黄宗羲之于圣祖已不以民族眼界去估量，而是以文化认同去对待了。――《清初遗民社会》。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反清义士」的领头羊。但是，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反清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终身拒绝与清朝合作的黄宗羲，在康熙年间的著作当中，也坦然承认了，元朝和清朝全是中国的正统朝代。
今人何冠彪将明民从文化的层面类分为“种族主义”与“文化主义”两大思想体系，这里姑且不去论其适当与否，但“文化主义”确为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遗民之终极怀抱。如黄宗羲即深信“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传统信条，曾云：素中国行乎中国，素夷狄行乎夷狄。古来相传礼教两字，就是当路之准的。蒙古据有中国，许、赵之功高于弓矢万备，自许、赵出，蒙古亦中国矣。他不能真个实践，所以青田、金华，便辅有明之业。然则兴亡之枢机，允在礼教之隆替。既认得此症结，岂复容自作聪明哉？彼从政作制，胥有因革，若言立国大原，殆舍礼教外，无一是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本是读书做人耳。世运循环，一治一乱，并不待高谈玄妙一句话！③宗羲在这里赞许许衡、赵复使蒙古“中国之”的功绩，而于许、赵之失节仕元不置一词，并视“礼教”为“兴亡之枢机”，其看重文化一至于此！难怪对于与己有着近似文化观念而大节有亏的钱谦益，论人甚严的宗羲并未加以责备，依然素中国行乎中国，素夷狄行乎夷狄，古来相传礼教两字，就是当路之准的。蒙古据有中国，许、赵之功高于弓矢万倍，自许、赵出，蒙古亦中国矣。他不能真个实践，所以青田、金华便辅有明大业。然则兴亡之枢机，允在礼教之隆替。”①以礼教而非以血缘来界分夷夏，奥狄接受了汉族文化——礼教即为”中国”，所以认为“许、赵出，蒙古亦中国矣”。此种认识的进一步推演，即为仕清与否已无关紧要，关键是要使“异族”接受中华礼教而“中国之”。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满汉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黄宗羲民族观的松动甚至改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晚年的黄宗羲一改“太平有策莫轻题”之初衷，于诗文书札中或向清廷建言献策，或每为“颂圣之词”，甚至采用清朝纪年。如十九年黄宗羲写作《破邪论》，欲以”一碳之光”向清廷敷陈已见。书中又将《取士》、《田制》更名为《科举》和《赋税》，使其所论更切合清廷需要。书中称清为“圣朝”、“国朝”，称清圣祖为“圣天子”，称清兵为“王师”，甚或一改《明夷待访录》之用中性的干支纪年而采用清朝正朔。相应地，在梨洲晚年的诗文和书信中，称美清朝的字眼不一而见，如称清朝为“国朝”，称清军为“王师”③，称清圣祖为“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的“圣主”、“圣天子”，其统治为“王道”。此后，梨洲不仅采用顺治和康熙纪年的文章甚多，而且有时记载南明事迹，亦用清朝年号，如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硕肤孙公墓志铭》，开篇即云“顺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⑥康熙二十六年，梨洲在写给内阁学士徐乾学的信中称赞圣祖为当今“圣主”，肯定“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并称徐乾学受到重用是“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还提出“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建言。可见，晚年之梨洲已不复见一守节大儒之气概。至此，从《留书》而《明夷待访录》再到《破邪论》，清晰地透视出梨洲自清初以来的心路历程：由抗争到徘徊观望，再到弃守遗民立场，认同清政权。――《清初遗民社会》。
钱澄之，也是明末清初的「反清义士」呢。很有气节的一个人。当然，钱澄之也是终身拒绝与清朝合作的，可是，进入康熙年间以后，钱澄之这个「反清义士」，在写作《正统论》的时候，也明显流露出了肯定清朝是中国正统朝代的想法。
钱澄之明亡后曾矢志抗清，事败而“□(髟几)缁间行，归老江村”，然仍心系时世，复明之念藏于心中，但后来态度明显松动，其《正统论》透出这种迹象。在《正统论》上篇中，他提出政权之正闰“一以人心断之”，认为“人心一日未忘，即天命一日未去，正统一日未绝也”。以人心之向背而不以“夷夏”观念去衡量政权性质，虽仍不失遗民立场，却多少有所保留了。在下篇中，其正统观更显松动，据云：“天下如大第宅，其更姓易主者常也。”视王朝之易姓换代为自然之理。又云：“今夫大盗入人室，杀其主，歼其子孙，尽据其所有，人人痛愤。有壮士奋起剿灭之，凡盗所据有者皆悉为壮士有，举世莫不称快，而议者犹谓：‘壮士与盗向皆利主人所有，使不为盗据，彼且据之矣，今特借报仇为名，原其心，与盗同律’。可乎？”此处“盗”与“壮士”的“当下”暗示意味应该是十分明显的，明清鼎革，先是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继而满洲人主，王朝易代遂成定局，钱澄之在这里无疑将农民起义军视为“盗”，而视清朝为“壮士”，甚至对时论所谓视“壮士”“与盗同律”表示疑义，以其上篇之“人心”论衡之，其“心”似乎确已变化。――《清初遗民社会》。
陆世仪，也是明朝的遗老遗少。可是，看看陆世仪后来写的文章。康熙年间，陆世仪认为清朝取代明朝，只是一次改朝换代。他明显认为周朝取代商朝，可以类比清朝取代明朝。他把明朝的遗老遗少比作商朝的遗臣箕子，希望清朝对待明朝遗老遗少，能够像周武王对待箕子那样。这陆世仪，在进入康熙年间以后，明摆着认为清朝是当时的中国正统啊！！
陆世仪的遗民立场到后来也显然有所松动了，他的“学校”论很有意味，据云：
愚谓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后，而不用胜国之遗黎故老，则贤才可惜。若用遗黎故老，而遗黎故老竟乐为新主所用，则又乖不事二君之义，于此有两全之道。学校之职臣也，而实师也。若能如前不用品之说，则全乎师而非臣。昔武王访道于翼子，而箕子为之陈《洪范》，盖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聘遗黎故老为学校之师，于新朝有益，而于故老无损，庶几道法可常行于天地之间，而改革之际，不至贤人尽归放废矣。
又进一步云：
学校师当议为定制，受聘不受爵，受养不受禄，居于其国，自县官及绪绅以下，皆执弟子礼，见藩集尊宫不行拜跪，其往来用书策不用文移，则胜国之遗黎故老，皆可以受之无愧矣。①
陆世仪的此番议论可以发覆出这样几层意蕴：第一，同样论学校，他与黄宗羲的言论指向显然异趣，梨洲是以学校去限制君主集权，亭则以学校为“两全之道"——既有利于清廷利用遗黎故老，又便于故老效力于新朝，体现出其遗民态度的松动；第二，既欲为“新主所用”，又碍于“不事二君之义”，体现出矛盾的心态，表明其尝未彻底放弃遗民姿态；第三，在亭那里，学校为传道“于天地之间”的凭藉，表现出作为士人的文化特性。然而，此番言论毕竟透露出一个遗民在出处之节上的松懈。――《清初遗民社会》。
康熙年间的「反清义士」或者「明朝遗民」当中，认为清朝取代明朝，可以类比周朝取代元朝。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绝不止陆世仪一人。明末清初「三大反清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清朝，黄宗羲把自己比喻成商朝遗民 ---- 伯夷、叔齐，又把清朝比喻成周武王、姜子牙统治之下的周朝。黄宗羲认为自己是在效仿伯夷、叔齐托孤于姜子牙的故事。这显然是肯定清朝属于中国正统的。
鸿博后的黄宗羲在附清方面似乎走得更远。他虽然力拒史馆之征，却持弟子万斯同身与馆事，以子百家代应史馆之聘。当朝廷征聘其子时，黄宗羲有这样的说话：“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孙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③此“可以置我矣”的说辞，最为发人深省。他是在吁请当局设法保全自己，也是承认清朝合法性的一种表示，于是对晚辈之为清廷帮衬已不介意。而且黄宗羲本人虽不亲与史馆事，但于馆外却襄助之不遗余力。――《清初遗民社会》。
明朝遗民当中，还有 严绳孙 这样的人。严绳孙是一名学者，他因为怀念明朝，且又恃才傲物，所以，尽管康熙皇帝任命他做官，他却公然在清朝的衙门里面发泄情绪、表达不满。面对这种情况，康熙皇帝不但不怪罪他，反而给他升官。结果把严绳孙感动得不行，到了晚年，严绳孙都认为康熙皇帝是恩人，反倒觉得自己辜负了康熙皇帝的恩情。
“中途变节者”，以无锡布衣严绳孙为最典型。严本故明大吏子孙，祖父曾为明兵部侍郎，父为明时监生。明亡，绝意仕进，徜祥山水，卜居土穴。多次以“不享无妄之福”为由，拒绝征荐。鸿博被荐，曾致书荐主刑部主事俞陈琛，云：“今行老矣，无论试而见黜，为不知者所姗笑；即不尔，去就当何从哉？窃谓尧、舜在上，而欲全草泽之身，以没余齿，宁有不得？惟卒加保护为幸！”⑦当局敦促就道，称疾不许。至京后，复陈请于吏部，亦不允。御试时，仅为诗一首，不完卷而出。但圣祖“素稔君姓字”，以为“史局不可无此人”，特恩入等，授翰林院检讨。赴任之日，“骑驴人史局”①，以示不屑，且揭陶潜《归去来辞》于壁②，以气节自励。越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得以亲近皇帝，对此殊遇，他“感激自奋，不忍以向之狷介高尚其怀，负上知遇”，从此“凡职所当尽者，罔不夙夜兢兢”③。二十三年，乞归获准，竟有“九死从今总负恩”之叹。显见，严氏前后态度变化之大，先是称疾拒应，不得已就试却以不盈卷为欲全高节，最终则感恩知己，判若两人。――《清初遗民社会》。
早年的 王弘撰，思想甚至有点「非黑即白」的味道。他一辈子都坚持为明朝守节，而不与清朝合作。但是，在康熙年间，步入晚年的王弘撰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此时，王弘撰 写的文章里面，有那么只言片语，明显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说话的！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也表现出了王弘撰思想的变化。
华阴王弘撰，辞疾不获，迟迟入都，北上途中作《即次却寄》诗以明志，诗中有言：“故心终不改，明誓鉴苍昊。”至则僵卧僧寺，称疾不与试，被放归，自此以游为隐，志节坚贞。其时他作有《燕中对菊诗》，其中有云：“临风每忆陶元亮，恐负东篱晚节香。”⑧表示欲效陶潜之采菊东篱，不应鸿博之征。侨居陕西的顾炎武遥相和之，拒征之志两相契合。弘撰“关中人士之领袖也，与李顺、李柏、李因笃齐名”，明亡，弘撰“奔走结纳，尤著志节”，原与李因笃交为莫逆，“同学甚密”，康熙十八年因笃就征于鸿博，遂与其绝交①。
王弘撰虽称疾辞荐，但其态度亦有所松动。康熙二十二年，山史应张云翼之请，为其母张勇夫人李氏撰墓志，又为关中士夫撰贺张勇人之《序》。《序》云：“··公镇西陲，先后凡数十年，运筹决胜。正身洁己，威化大行。日者，滇南乱作，连及楚、蜀、三辅以西，处处煽动。公绥服人心，收复地方，天子倚之。”②对这位立功于三藩乱际的靖逆侯多所献媚。康熙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一年，张勇之子张云翼时为闽提督，三致书于山史，山史应邀曾至福建③。与前之辞征判若两人。――《清初遗民社会》。
张尔岐早年因为怀念明朝，所以拒绝出仕清朝，可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张尔岐的思想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于是，此时的 张尔岐，不断告诫自己的学生，要争取出仕清朝。倡正学，挽人心。除此之外，还有 孙枝蔚 ，康熙年间，孙枝蔚 的遗民立场，也有些松动了，有一点点认同清朝了。
张尔岐于明亡后焚其早年应制书稿，绝意科名，拒不仕清。顺治七年(1650年)，朝廷举其名贡入太学，尔岐以病辞。康熙时某尚书闻其名，劝其人仕，仍坚辞不出，讲学故里，以教授乡里、埋头著述为务，由愤世转而为避世，以为干预时政易于肇祸，“惟有数落古人是决不知动气，决不能回口，说着亦得，说不着亦得，图得销却痞闷”④。晚年却改变初衷，认为微贱的地位无以倡“正学”、挽人心，因而深感“心期一点终难了，不做天边处士星”⑤，且谆谆告诫子弟要争取作官。
费密入清后，不忘明室，绝意仕进，鸿博之征，永欲荐，费密不受，辗转饶阳、北京、定兴间。《明史》馆开，朝廷征集明代史书，费密遂重理旧稿，撰为(荒书》一部。康熙二十四年，甚至专程赴京，呈其父《行状》入《明史》馆。至于不似上述诸人之强项不屈者，如鸿博中“强之而前者”孙枝蔚，此后则实际上“处不隐不仕之间，身贫贱而拜官于朝，名富贵而遁迹于野”⑥，其实已不堪“忝处士者也”。――《清初遗民社会》。
明朝遗民李颙，也多次获得优容礼待。进入康熙年间，清朝的官员们，一直在为李颙改善生活，为李颙安家、购地。于是，李颙的遗民心态也有些松动，有一丁点认同清朝了。
第四，优容礼待遗民。复以李顺为例，李颙居乡，所在地方当局几无不对其执礼甚恭。康熙元年，阖邑士庶以李母贞苦迥常，后当道檄县，以“芳追孟母”表间。四年，二曲母卒，贫无以殓，盖座令骆钟麟为捐俸购棺营葬。五年岁末，骆令俸满降坠，念去后无以赡给，为置地十亩，聊资耕作。甚至二曲所到之处，每有地方当局“闻而迎谒”。康熙七年(1668年)，二曲过高陵，邑令许琬远道迎谒。八年，湖广进士罗诰，策驴来谒，邑令延款。是年，清廷诏访隐逸，巡抚白某闻二曲名，欲特疏荐举，二曲致书骆氏，托其从中力挽，事遂寝。九年十月，赴襄城觅父骨⑤，昼夜哭不绝声，观者侧然，邑令张允中询知，遂郊迎入城，为致祭招魂。十年六月，满洲黄旗大人会纳，偕弟奋魁诣庐问道。同年秋，各旗固山牛录，多来瞻礼，将军冯尼勒往来尤殷。二曲告以严纪律、恤地方，显见，二曲之于地方大吏尚寄子期许。十一年，学宪钟朗檄县树碑母茔，大书“贤母彭氏”以表墓。是冬，张司转安远参戎，临行，捐俸三十金，为二曲购地十亩。十二年，川陕总督鄂善修复关中书院，聘二曲讲学，二曲力辞至再，
三往然后应，二曲衣汉服以往，学台钟朗以其衣服宽博，不合时式，特制旗装驰送，二曲笑而藏之。尽管如此，骆令并不勉强，反谓：“余等聘先生，原为沐教，岂可令其顿违生平？”十四年八月，因避兵乱，携家侨居富平，邑宰郭九芝素重李颙，以上宾礼待，并为之筑室，名之“拟山堂”。十五年，总镇张梦椒因疾归原籍，又捐俸备薪米于二曲。张氏抵家未几病笃不起，二曲闻之而悲恸不已，设灵位遥祭，且托人唁其遗孤。十六年，闻骆守以疾不起，设灵位以祭，服丧三月。八月，鄂善改抚甘肃，临行，手札言别，二曲答以政教借行，举措务合人心。圣祖的遗民策略对遗民社会的分化瓦解是勿庸置疑的，通过二曲之行实，可以见出地方当局对待遗民之优容与礼遇，同时也反衬出其遗民姿态的部分松动，曾经以死拒聘、荆门反锁“不妄与人交”的二曲已不似从前之壁立千仞，无以荣以禄位了。这正是本章接着要阐述的问题。――《清初遗民社会》。
因为康熙皇帝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康熙中期以后，社会上的知识份子，已经普遍形成了对清朝合法性的认同。「明朝遗民」反倒成了「非主流」。
需要指出的是，遗民态度的蜕变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
象，明遗民因明清鼎革而衍生，遗民意识因满汉文化冲突而激发，亦因满汉文化之整合而消解。“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临按，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①但顺治时期，毕竟“与试者少，进库特易耳”②，特别是那些抱亡国之戚，守节甚严的遗民大儒大多不为所动。真正出现“一队夷齐下首阳”现象，是在清廷诏举博学鸿儒之后。鸿博举行的康熙十七年，清廷入主中原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社会心理已对清廷形成普遍的认同倾向，科举人仕是一重要标识。在清代的笔记小说中，描绘老老秀才不曾中举，久困场屋的故事特多。如钮琇《剩》卷四记康熙时高咏应乡试十五次未售，年近六旬始以岁贡入国子监。宣鼎《夜雨秋灯录》三集卷二记浙江吴兰为时文高手，而屡困场屋，年愈五旬未中举，功名之念愈切。《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四一三五六，《礼部·贡举·恩赐》有“年老诸生”与“年老举人”条。此乃因科举为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则辱”。置身于如此社会氛围之下，遗民之特立独行毕竟与民间社会时风抵。民间士俗，自四书八股外，余书不知寓目，遗民学者之博学，反被目为怪物。如李，卜居乡里，与流俗不同调，一齐众楚，动多咻诮。尝有里人相戒勿与之交，一则嫌其寒不削，一则恐其效尤妨正。会新令马某，为人矜愎，以甲科自负，令人讽二曲，欲屈以诣已，既而向二曲亲友云：“本县闻李某聪明可造，但欠指引耳。宜来见我，当授以八股之法，令其从事正路，以图进取。久之，因先生不至，遂喷有言。”⑤想来，遗民之不试不仕还颇为不易。考察遗民史之演绎，时间纬度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和参考指标。赵园先生所谓“时间焦虑”、“失节忧惧"提示出遗民的“暮年心态”。像顾炎武所谓“改行于道，而失身于暮年”⑦，既是大多遗民之“暮年优惧”，也是大多遗民之“暮年现象。”――《清初遗民社会》。
当然了，康熙年间，也存在一些「反清义士」或者「明朝遗民」，是坚持不肯认同清朝，丝毫也不妥协的。但是，这些人感受到的，并不再是顺治年间那种一呼百应的光荣，而是越来越深的孤独感。因为就连昔日与他们一起「反清」、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都已经归顺了康熙皇帝。其中，阎尔梅，屈大均等人的这种感受尤其强烈。黄宗羲认为，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康熙皇帝留心文治，弘扬「汉文化」，所以，成功消解了某些人的「反清」思想。
时至康熙十七年，“三十年之间而世道弥衰，人品弥下”①，这对“惟重路”②的遗民来说，无疑是一令人心悸的局势。故王夫之曰：“故有志之士，急争其时，犹恐其已暮”③；顾炎武辞讲学，则谓“一身去就，系四方观瞻，不可不慎”④；吕留良诗云：“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可见遗民“暮年忧惧”之如影随形。然而，忧惧归忧惧，愈是忧惧的事情愈易发生，或者说，其所以忧惧，正因为所忧惧者在步步逼近。桐乡遗民张履祥曾感叹：“方昔陆沉之初，不必稍知义理者，亟亟避之，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于兹，其气渐平，心亦渐改，虽以向之较然自异，不安流辈之人，皆将攘臂下车，以奏技于火烈具举之日。”⑤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变化竟一至于此！也无怪清廷定鼎三十余年后的“康熙丁已（十六年）、戊午间（十七年），入费得官者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⑥。黄宗羲亦言及“鸿博”之后，呈现“庶几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⑦的情状，在为人撰墓志铭时亦云：“当是时，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钓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闲一艺者，莫不锁厅而出。”⑧时人有诗曰：“由来苦节本来贞，莫向东篱问落英。征士今年满京洛，不知何处着渊明。”⑨针对此种情状遗民们每每生出诸多感喟，如阎尔梅见昔日旧友纷纷仕清，竟有“中原名士多胡服”之叹；屈大均对昔日反清同志之颜事清，油然而生万分感慨：“一啸霜林叶尽脱，白云终古独无依。山中五老长相待，何事深秋为不归。”(11)――《清初遗民社会》。
更加值得一说的是，遗民不世袭。「明朝遗民」纷纷病故以后，他们的后代或者学生当中，就有很多人选择了出仕清朝。彻底不见了遗民立场。因为经过了康熙皇帝的统治之后，满、汉两种异质文化，早已经由冲突变为整合，「华夷之辨」已然消解。
新进后辈，明亡时不过六七岁孩童，父辈和师长的影响使其具有遗民气节，入清后高蹈不仕，但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却受聘以私人而襄赞史馆。万在史馆虽不置衔，不受俸，不食禄，而以布衣修史，与人交，“其题刺则曰‘布衣万斯同’"①，但毕竟身与其事，还是合作了，其心理负荷与道德顾虑显然不及顾炎武、黄宗羲等第一代遗民之沉重。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圣祖西巡，李顺之子慎言代父进呈《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并获圣祖赐御书额。慎言感激涕零：“言父病中闻之，喜极涕零，叹不能起言祖母于九泉，一睹圣主荣恩也。亟命言兄弟扶掖问阙，叩首谢恩。”②遗民子之异于父宛若霄壤。顾炎武最坚卓，三甥却为清显宦，弟子潘来，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吕留良“持夷夏之辨不变”，然其遗训手迹，“皆棺衾附身事”，故其“后人之人翰苑也”。王夫之“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③。黄宗羲虽蒙晚节之讥，可亦顽强坚守遗民姿态，然于子孙之人仕却多所帮衬。显见，遗民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曾撰《广宋遗民录》的遗民李长科，祖父李春芳系嘉靖二十九年(1547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甲申后，李氏一门即以遗民终：其从子沛，以诗名；沛从弟淦，与徐枋、屈大均等相友善；淦从弟沂，皆不仕清。后来李沛在《九日晚生孙》中云：“相韩五世后，恩养亦艰辛。”尚期望子孙们永不帝“秦”。然而，这绝非易事，李沛弟侄辈中如李滢(1618-1682)、李柟(1647-1704)就先后应试入仕，看来遗民子弟之不仕很难坚持到孙辈。不过，像李氏子弟世袭遗民者在清初毕竟是风毛麟角。――《清初遗民社会》。
上面提到的这些「反清义士」或者「明朝遗民」，李颙（二曲），黄宗羲，陆世仪，严绳孙，孙枝蔚，等人。绝不是泛泛之辈。而是当时社会上的知名学者，是声名远播、一呼百应的人物。经过康熙皇帝的统治之后，就连这些人都开始流露出了对清朝的认同感，或者直言清朝是中国正统。恰恰可以看出，康熙皇帝的文化政策，康熙皇帝优待知识份子，康熙皇帝弘扬「汉文化」，确实为清朝赢得了一些民心，获得了一些认可。
里步捧，得其条答，必焚香拜受。在关中，二曲声名广被，“学者或亲受业于先生，或闻先生之绪余而私淑向往者，几遍天下也”，“虽儿童走卒，咸以夫子呼之”⑤。可见，二曲之为人敬重及其影响之巨。另如黄宗羲于绍兴证人书院讲学，一时“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⑥。孙奇逢于河南夏峰躬耕讲学，影响广被，“见者皆服其诚信”。后，官吏绅士，以及穷乡老幼残疾贫之人，无不奔走哭吊。陆世仪在士林中亦有相当感召力，以至时人
“闻先生来，踊跃兴起，造请无虚日”①。《清史稿》曰：“当是时，海内硕儒··肥遁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对于在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有如此感召力与影响力的遗民群体，清廷显然不能也不会等闲视之、听之任之。
抗清运动结束，这样，在清初政治舞台上最显眼的政治异己力量就是汉族士人中的遗民士群，一如圣祖所谓“卿等皆老学素望，名重一时”④，如秦晋遗民孙枝蔚，“天子雅闻其名”；布衣严绳孙，“上素稔君姓字”⑥。可见，遗民士群不仅以史有明文的二千余人而成为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社会集群，而且在士林和民间社会甚至庙堂之上皆声名广被，具有深广的人格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清初遗民社会》。
附:(反清是真，复明是假)
反清复明，反清是认真的，但说复明，还不如说是打着大明的招牌，招摇撞骗，背后干着吃喝嫖赌的事。
复明，真心没有，大清农民起义众多，有哪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是扶持朱家人复明？
大明不在时，农民表面上喊复明招摇撞骗，但现实中，一旦碰到大明，农民痛恨大明，胜过一切。
大明生前没被农民好好对待，死后又被农民拿来做工具，不免让其唏嘘。
当年的反清复明，他们就是这样复明的：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云龙于高溪观音亭创立天地会，倡议反清复明，白日诵经礼佛，夜间聚众赌博，累聚银钱，预谋起事，子郑继，部下陈彪、陈丕、张普、张狗（破脸狗）、卢茂、李少敏、赵明德等数百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云龙派手下卢茂，率领会众三百余人，攻漳浦县衙门。各执斧头、锄头、镰刀、铁锤、旗杆等物为武器，集会于后坑山坳。但部众未曾到齐，事即败露，把总曾大猷领团练兵勇守城，杀匪卅三人、会众纷散。县令林观孙率差人搜索民宅，斩匪一人，首领卢茂被其兄卢惕报官捕获，会众三百余人皆被俘虏。
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初，云龙派李少敏以诏安、平和等地人马，酝酿起事；奉明朝宗室朱某为“振兴大王”，制造符节、势剑、铁券。不料官府听闻风声，纵兵掠捕，事件立刻失败。云龙在漳浦上述两次起事，都被公家打败，折损数百人。众人被捕杀时，畏惧云龙会报复他们的亲属，都不敢供出云龙，云龙佯作僧徒，依然于庙中饮酒狎妓，安居行乐，官府不知。
反清就是反清，至于复明，别自欺欺人。反清是认真的，但复明，真还不如说是为了吃喝嫖赌。
天天喊反清复明，除了打着大明的招牌，招摇撞骗，专干吃喝嫖赌之事，偶尔小打小闹，但大清300年，竟然拿不出一场像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是为了扶持朱家人复明的。
这样的小打小闹，别说跟太平天国，白莲教，捻军等等比，就是义和团“扶清”，都比天地会复明更加轰轰烈烈。
最出名的复明组织天地会喊“复明”，背后就是吃喝嫖赌，这样的复明实在丢人！
明亡后，反清复明倒纯粹就是为了搞笑。
很多皇汉吹明都艰信反清复明惯彻了200年。
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反清复明，其实就是一个笑话而已。
清朝算得上大规模起义，能数出来的也就那么几场，有哪场真的是扶持朱家人复明？是拜上帝不拜朱家人的太平天国，还是灭洋为了扶清的义和团？亦或是捻军起义的目的扶持朱家人复明？嘉庆初年白莲教攻入皇城，是为了把朱家人送上去复明？
少数人打着所谓的反清复明，同样不过是拿大明做工具，捞取政治资本。经常看到反清复明的两个著名人物——陈近南陈家洛，其实徒有虚名。
陈近南有不顾生死，跟大清死磕了？没有！当年大清集举国之力，平定三藩，以致元气大伤，陈近南不过也是留守台湾，隔岸观火。而且，他还受到冯锡范、刘国轩嫉恨排挤。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个被恍焊所谓的“不顾生死而死磕”的人竟然会自请解除兵权，以致忧悒成疾，逐步走向人生终点。他就是这么不顾生死，死磕大清的！所谓的反清，结果是连自己人这一关都跨不过去。他不是倒在了反清路上，而是被自己人打垮，甚至是被自己打垮！
陈家洛有不顾生死，死磕大清了？没有！陈家洛更加就是靠金庸世界混出名堂的小说人物。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反清大业泡汤，到《飞狐外传》陈家洛再次出场，但心如死灰，一蹶不振，早已没有了早年的反清大志了。他就是这样“不顾生死，死磕大清”的！
因此，反清复明的本质，其实不过是下面这一段陈近南本人的对话：
不用说这些被戏剧神化的反清复明，哪怕就是当年的史可法，也好不到哪去。
史可法可谓是许多环憾最后的底线。但即便这样的人物，当年从积极主张与大清结盟，一起对付农民，到后面人在扬州，心早已不在扬州，根本就没认认真真反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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