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鸣笛

2007年的长江，水色发乌，像被岁月熬稠的墨。轮渡的汽笛声稀稀拉拉，散在江面上时总带着点喑哑，不像从前那样能劈开十里风浪，倒像风匣漏了气，扯着嗓子喘。秦岸站在“江兴号”的驾驶舱里，藏青色制服第三颗纽扣松了线，领口别着片干枯的芦苇——塑封膜裹得严严实实，边角被指腹磨出毛边，倒比胸前的船长徽章更像块贴身的念想。

这芦苇是从祖父那本账簿里抖落的。账簿纸页发脆，翻到某一页时“簌簌”掉渣，这截芦苇就混在碎纸里滚出来，浅黄，发皱，像根被人嚼过的麦秆。秦岸用镊子夹起来看，秆子中间是空的，仿佛还憋着半口气，他突然想起老周头说过的话：“江里的东西，能留到现在的，都是憋着股劲的。”

每次船过芜湖段，秦岸总要拉三声笛。

第一声笛扯起来时，往往正赶上江雾没散。白茫茫的雾裹着笛声往水面沉，能惊起成群的白鸟。鸟翅拍打的声音混着笛声漫开，雾里就像有无数只手在撩拨，搅得那片白晃晃的水汽都动了起来。有回大副蹲在甲板上抽烟，望着雾里飞旋的鸟群笑：“秦头儿，你这笛一响，倒像是给江神打了开饭铃。”秦岸没接话，指尖在舵盘上轻轻敲，目光越过雾层往对岸瞅。雾淡的时候，能看见码头的石阶浸在水里，一级级往下沉，像被谁啃过的玉米棒。

第二声笛落下去，芦苇荡里准会腾起更密的鸟。灰的，白的，还有些说不清颜色的水鸟，翅膀扫过芦苇梢时，带起的白絮能飘满半条江。那白絮沾在船舷上，风一吹就化了，倒像是谁的头发，刚落下来就被江水舔走。有年清明过芜湖，秦岸正拉第二声笛，芦苇荡里突然扑棱棱飞起只白鹭，翅膀擦着驾驶舱的玻璃掠过，翅膀尖带起的水珠溅在窗上，像滴没擦干的泪。

第三声笛最是悠长，贴着江面能滚出老远。撞在码头的石阶上，弹回来的回音层层叠叠，能在江面上荡半个时辰。秦岸总觉得这回声里藏着东西，有时像女人的咳嗽，有时像木桨碰船板的闷响，还有些时候，竟像是有人在石阶上蹲下来的“咚”一声。

老乘客们都摸透了这规矩。跑货运的老张头总爱在舱里摆龙门阵，说秦船长这三声笛是在跟江里的老相识打招呼：“头一声问安，二一声讨路，第三声啊，是在等个应答。”说这话时他总往江面啐口烟丝，“我爷爷那辈跑船的，也信这个，船过险滩必鸣笛，三声，少一声都觉得江神要翻脸。”

秦岸从不搭话。他望着江面时，眼神总有点发直，像在水里找什么东西。阳光烈的日子，江水反光晃眼，他倒能看见石阶上蹲着个模糊的影子。蓝布衫，粗瓷碗，碗沿豁了个口，在光里闪着点白，像块泡在水里的骨头。有回他问大副：“你看那石阶上，是不是有个人？”大副眯着眼瞅半天，挠挠头：“秦头儿，您怕不是看走眼了？那是块被水冲歪的石板。”

石板？秦岸想起账簿里“阿禾”两个字。钢笔字被水洇过，笔画都胖了一圈，倒像是个女人的名字泡在泪里。

那年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十一月，江面上就结了层薄冰，不是整片的亮，是碎玻璃似的小片，随着水波撞来撞去，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听着让人牙酸。“江兴号”靠岸时，缆绳刚在桩上绕了三圈，秦岸就看见码头的老槐树下站着个老太太。

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裹着条灰围巾，围巾角拖在地上，沾了层薄冰碴。她手里攥着张照片，纸边卷得像朵喇叭花，见秦岸下来，就拄着拐杖往这边挪。拐杖头在青石板上敲出“笃笃”的响，像在数着什么。

“你是……王顺发的后人吧？”老太太的声音抖得厉害，每说一个字都像要被风刮走。秦岸扶住她的胳膊，才发现她的棉袄里子都磨破了，露出些发黄的棉絮，像团被揉皱的云。

“您认识他？”秦岸的喉结动了动。祖父的名字，他只在账簿和那封泛黄的电报上见过，像个沉在江底的石头，突然被人捞起来，带着股湿冷的潮气。

老太太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把照片往秦岸眼前递，照片在风里晃得厉害，秦岸得眯起眼才能看清——那是艘货船，1947年的，甲板上堆着棉花包，白花花的像座小山，被太阳晒得褪了色。船头斜插着支芦苇，被江风吹得弯成个弧形，像在低头吻着水面。最让秦岸心头一紧的是船舷，被浪花打湿的木头上刻着行字，一半浸在水里，一半露在外面，是“十年未央”。

那字迹他太熟悉了。账簿里祖父记的账，电报背面阿禾写的字，都带着这种弯弯绕绕的笔画，像江里的漩涡，看着柔和，底下藏着股劲。

“这是阿禾给我的。”老太太用冻得通红的手抹了把眼睛，指腹在照片上的芦苇秆上蹭来蹭去，“她走的前一晚，把我叫到她那间小破屋。屋里就一张床，一口破锅，墙角堆着些捡来的船板。她躺在床上，盖着条打满补丁的被子，说‘你记着，船头上的芦苇要是倒了，就说明人回不来了’。”

老太太顿了顿，喉结动了动，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可她自己到死都在说，那芦苇是被风吹弯的，不是倒了。她总说，顺发会回来的，他答应过的，十年，十年就回来。”

秦岸望着照片上的芦苇，突然想起自己领口别着的那截。原来有些东西，真能在时光里憋着股劲，不烂，不倒，就那么弯着，像个没说完的念想。

老太太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棉袄里掏出个蓝布包。布面磨得发亮，边角都起了毛，针脚处露出些白线头，像老太太下巴上的白胡子。她一层层打开，动作慢得像在剥洋葱，每剥一层，秦岸的心就往下沉一点。

最里面是半支芦苇秆。秆子发脆，黄得像块老蜡，中间被掏空了，塞着张折叠的纸条。秦岸捏着纸条的指尖有些发颤，展开时，纸页在风里“簌簌”响，像片被霜打过的叶子。

是1957年3月12日的船工记录，字迹潦草，墨水里像掺了沙子，有些笔画都洇开了，却带着股说不出的急切，像是在颠簸的船上写的：“王顺发于昨日救落水者牺牲，遗体被卷入漩涡，未能打捞。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让我发报给阿禾，说‘十年太长，别让她等成石头’。发报时，他贴身的口袋里揣着支芦苇，说是等靠岸了，要插在船头，让她远远就能看见。”

“原来……”秦岸的指节捏得发白，指腹蹭过“牺牲”两个字，像触到了江底的冰，凉得刺骨，“原来那封电报是别人代发的。原来祖父不是失踪，是……”后面的话堵在喉咙里，他望着江面上的碎冰，突然明白祖父说的“勿等”，哪里是变心，分明是怕她把一辈子耗在码头上，等成块不会动的石头。

江里的石头，泡得久了，就会被水啃出坑，长出青苔，再也记不起自己原来的模样。

“阿禾听到鸣笛声了。”老太太望着远处的芦苇荡，声音轻得像叹息，“1957年3月12日那天，下着小雨，青石板路滑得像抹了油。她照旧端着那只豁口的粗瓷碗，蹲在码头的石阶上。碗里是热粥，冒着白气，她用棉袄裹着，怕凉了。‘兴顺号’的笛声刚响第一声，她就腾地站起来了，碗差点掉在地上。”

老太太的眼睛亮了些，像落进了点星光。“三声笛落完，她笑得像个孩子，拍着手说‘顺发来了，顺发没骗我’。可船靠了岸，下来的人一个一个走过去，她数着，一个，两个，三个……数到最后，眼泪掉在粥里，‘咕咚’一声，像块小石子。”

风卷着碎冰撞在船板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像谁在低声哭。秦岸突然想起档案馆里那本事故登记册，纸页边缘的墨点晕成小小的圈，原来那不是墨点，是阿禾的眼泪，掉在纸上，也掉在江里，泡了五十年，还没化。

“后来她就病了。”老太太的声音又低了下去，“咳嗽得直不起腰，却总在晴天爬到码头最高的石阶上坐着。怀里抱着那只粗瓷碗，碗底的‘禾’字和‘发’字被摸得发亮，露出底下的白瓷。临死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把这芦苇秆埋在码头边，等江水涨起来，就能流到他身边了’。”

秦岸抬头望向江面。薄冰下的水暗流涌动，像藏着无数没说出口的话。江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带着股腥甜，像谁的眼泪。他突然明白，自己这几年鸣的三声笛，哪里是回应阿禾的等待，分明是替长眠江底的祖父，补那声迟到了五十年的应答。

汽笛该响了。秦岸转身走向驾驶舱，领口的芦苇秆硌着脖子，像块发烫的烙铁。他握住汽笛的拉杆，指腹在粗糙的木头上蹭了蹭，像在抚摸什么。

第一声笛扯起来，比往常更悠长。江雾里的白鸟又飞起来，盘旋着，像在引路。这一声，敬江里的魂，敬那些沉在水底，却还憋着股劲的念想。

第二声笛落下去，芦苇荡里的白絮飘得更密了。沾在船舷上，沾在秦岸的帽檐上，像谁的手，轻轻拂过。这一声，敬码头上的等，敬那些蹲在石阶上，把青丝熬成白发的日子。

第三声笛响起来时，秦岸的眼眶有点发潮。笛声贴着江面滚出去，撞在码头的石阶上，弹回来的回音里，仿佛真的有个模糊的身影站了起来，蓝布衫，粗瓷碗，对着江面笑。这一声，敬那段没走完的“十年未央”，敬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赴成的约，在时光里长成芦苇，年年发新枝。

笛声落时，芦苇荡里的鸟突然往江面上扑，翅膀拍打着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秦岸望着那些涟漪，突然觉得，长江的水从来都不是往前流的，是在转圈，把五十年前的眼泪，五十年后的应答，都裹在里面，转啊转，总有一天，会转到该去的地方。

老槐树下的老太太慢慢转过身，往回挪。拐杖头在青石板上敲出“笃笃”的响，像在数着什么。秦岸望着她的背影，突然发现那蓝布棉袄的背影，和记忆里石阶上的身影，慢慢重合在一起，像幅被水洇过的画，模糊了，却更清楚了。

江面上的碎冰还在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秦岸摸了摸领口的芦苇秆，塑封膜里的秆子仿佛又鼓了点，像吸进了口气。他知道，有些笛声，不是为了让谁听见，是为了让自己心里的那点念想，有个地方可去。

就像这长江的水，流了十年又十年，载着无数人的牵挂，一直往前去。